近年来，对秦桧是奸细提出异议者，是何忠礼先生，他在《岳飞研究》第４辑《〈老学庵笔记〉中所见的秦桧》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页中，主要是以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为证，他说，“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历史的悬案。一种人以为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时代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今将《老学庵笔记》卷１载：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完颜挞懒）？’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归，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①《两宋史研究汇编·秦桧的亲友》第１４５页。
１
首先，从年龄上说，陆游与秦桧虽仍是耳目相接，却不能算“同一时代的‘朝士’”。何忠礼先生认为陆游“无必要”为秦桧“讳护”，是有道理的；但说“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为从时间上说，后两书出现较晚，决非两个作者亲历现场，了解秦桧归宋的底细，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老学庵笔记》的成书大约在秦桧死后三、四十年，①时间相隔不近。如果稍为了解一点金史的话，依金太宗时的政制，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在“东朝廷”的地位而论，他放一个秦桧归宋，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无须承担多少政治责任。上引记载的对话，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之类，就是不合情理的。这就多少反映了道听途说的不可信。
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绍兴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赵鼎的建议，命令前任宰执上奏，条陈对金政策。从《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朱胜非奏看来，他的主张是与李纲、吕颐浩等人相似的，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正是秦桧和汪伯彦。今摘引朱胜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
“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②
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礼先生引用《秀水闲居录》，摘自《中兴小纪》卷９，其实，此段文字经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如将“挞辣”改译为“达兰”，“虏”改为“金”之类。他另在注中说：“《会编》卷二二０所载略同。”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问题，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今存较原始的《秀水闲居录》有关摘录正见於《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因为此段文字未经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礼先生对此问题似乎并不在意，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见，这只怕有一个史学的基本素养问题。以下摘录《会编》原文，从秦桧拜相开始：
“未几，桧果相。次年，植党以排吕颐浩，上乃悟，尽逐其徒，桧亦罢政。前一日，召当制学士綦崇礼，谕以桧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以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令载之制词。至四年，虏使李永寿、王翊来聘，①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老学庵笔记》前言注①。②《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１７６，按众宰执上奏时间，《会编》系于绍兴七年，应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８７绍兴五年三月所载为准。
２
首言此事，正与桧语合。盖桧自京城随虏北去，为彼大酋挞辣郎君任用。虏骑渡江，与俱来，回至楚州，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仲山别业在济南府，为取数千缗，赆其行。其后挞辣统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伦奉使至其军中，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按何宗礼先生摘引的《中兴小纪》文字无开头到“正与桧语合”一段，亦无“其后挞辣统兵”到“出于虏意也”一段，“婢仆亦如故”的“如”作“无”，当然以“如”为优。朱胜非的记录旨在说明秦桧“北人归北”的建议乃“出于虏意也”，这当然是证明秦桧身份重要线索。此外，“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这当然也是秦桧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绽。
何宗礼先生说：“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的这段话，就会知道其攻讦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凭信。”他又具体分析说：“胜非闲居八年，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卒。《闲居录》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时作。但是，本书既有不利于秦桧的内容，在胜非生前是决不可能流传于世的，反之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这是疑问之一。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未知金人豢养秦桧为奸细，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别业之钱以赆其行？这是疑问之二。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则达五千斤，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让他携带这么重的货币以行，未知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谓并非铜钱而是金银，胜非又安得而知之？这是疑问之三。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并未有“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而胜非为何要作如此记载？这是疑问之四。”
按《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著录有“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二卷”。《文献通考》卷２１７载：“《秀水闲居录》三卷，陈氏（振孙）曰：‘丞相汝南朱胜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时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录《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１。今存《说郛》 ４１有此书残编七条，类似笔记小说。按朱胜非最后“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①并非寓居秀州，即今嘉兴，何宗礼先生说他“晚年退居嘉兴”，系误。至于他何时寓居宜春县，已难于稽考。宋人对《秀水闲居录》的作者并未提出怀疑，如《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大史书中都广泛引用此书，李心传又往往在《要录》注中作了考辨和取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４４绍兴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闲居录》中时间最晚的一条记载，可能是叙述当年科举的舞弊：“是年有司观望，所荐温士四十二名，桧与参政王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前辈诗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李心传在注中引用此说，是作为正文的依据。诚如何宗礼先生的①《要录》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１５。
３推断，《秀水闲居录》得以躲过当时很厉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书毕竟在文禁后传世了。
何宗礼先生认为，“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作为“疑问之一”，是有可能的，但应当按照胡适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进行求证。李心传在《要录》注中已经对《秀水闲居录》的记载正误有所考辨，却没有提出“后人附益”的问题，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难以作“小心的求证”。
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二、三条疑问，似并不涉及多大的实质性问题，但据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他从金人那里逃归，是“许重赂”于“舟人”，到达宋军寨中，“有副将刘靖者，宿议相图，以取囊橐”。①此处不妨引用《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中兴姓氏录》的记载：
“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俾结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贼丁 寨。诸将度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
按何宗礼先生说：“还有两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秀水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沿袭《秀水闲居录》而来的。”此说又是缺乏“小心的求证”的一例，说是“沿袭《秀水闲居录》”，其实是难于拿出什么依据的。参对上引的两书文字，显然找不出“沿袭”的蛛丝马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林泉野记》的文字与《中兴姓氏录》相近，此处不再重复摘录。依据秦桧自述与另外三书的记载，可知秦桧归宋时，确是“囊橐”甚丰，“厚载”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四条疑问，即“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从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中，只怕难以寻找答案。因为从今存互相矛盾的记载看，秦桧前后说法不一，其实是谎话不圆，而不得不屡易其说，而《北征纪实》则是最后的定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载：
“秦桧入见。……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翊日引对。”
何宗礼先生说“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其实，宋代的官史除会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录》的记载，应视为今存较原始者，何宗礼先生似不应视而不见。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纪传体《中兴四朝国史》，此传说：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孙）傅、①《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卢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载，向子 对胡安国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时显州已升广宁府，②此处仍沿用旧名，为今东北辽宁北镇县。陈过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独秦桧却“依达懒”，而留在号称“东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这是被俘宋人的记录，可见秦桧在充当俘虏当年，即很快变节投敌。《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记述秦桧的事迹，固然有综合其他记载的成份，此处不必赘录，单引不见于他书的一条记录：
“亲王（郓王赵）楷府卒有自虏中逃归者，时虏方来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尝言之蜀人，谓兀术尝招桧饮，其家亦与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桧夫妇得归， 嗟叹，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辈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颜兀术是以主战著称的，秦桧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与“左右侍酒”的赵宋“贵戚王公之姬妾”适成鲜明对照，亦足见秦桧在女真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状，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１和《盘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条为《要录》卷１３６绍兴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录》作向子 。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东朝廷”之说见《会编》卷４５《金虏节要》。
５洪皓是个被誉媲美苏武的宋使，据行状说：
“初，虏围楚州，久不下。时秦留粘罕所，虏使之草檄谕降，有室 者在军，知状。先君与秦语及虏事，因曰：‘忆室 否，别时，托寄声。’秦色变而罢。明日，侍御史李文会论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饶州。”
此段记载的错误，在于说“秦留粘罕所”，按金朝攻楚州的主将是完颜挞懒，应是在完颜挞懒手下充任用和参谋军事时，为金人草檄。从前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的记载看来，秦桧是一直在“东朝廷”完颜挞懒手下，而未到云中的“西朝廷”完颜粘罕那里。当时完颜兀术也是燕京“东朝廷”，故有设宴款待的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也针对此段记事说：“时粘罕在云中，何由使草檄，或即挞懒使之。”尽管此条记载有误，但秦桧为金人“草檄谕降”，应是事实。楚州之战是建炎时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之一，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义不苟生，与秦桧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又有所补充，说：
“或言桧尝为虏酋作檄文，有指斥语。”
所谓“指斥”，即“指斥乘舆”之缩写，即檄文中有斥骂宋高宗的言语。与上引几条记载不同者，是宋使张邵归来后的上奏。《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说：
“其见挞懒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间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９绍兴十九年四月丙寅有张邵上奏：
“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异类亦能知之；非特史能书之，党庠家塾、杂记小说亦能书之。顾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请得言之焉。臣于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敌军，适逢桧于路，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留为今日中兴之用。其后臣益北徙，至金所谓中京者，已而二圣稍东，有随驾医官七、八辈，因留而居，一日，过臣言：‘秦中丞已间行南归矣。’有荥（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粘罕，引大义以谯责之，粘罕有惭色。’②及臣南归渡江，有为臣言，曾有自金传写，得其书稿观之者，今士①《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有类似记载。②《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２５《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说：“桧在中京，尝代徽宗皇帝移书粘罕，述海上盟约及讲和利害，结好基此。”此处说秦桧为宋徽宗“移书”的地点是在中京，但从上引张邵奏看来，并无中京的地点。
６
大夫间往往有之。臣亲见子厚言其事如此，则知桧昔在金固有阴功隐德，及于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
从此段文字看来，张邵拍“师臣秦桧”马屁之意，已跃然纸上。在张邵被金人放回之初，曾建议迎请宋钦宗，因此得罪秦桧，被言官弹劾而一度贬黜。①此次上奏，无非是为利欲所驱使。其中叙述秦桧“策蹇衣褐”等情况，就很难认为是可信的。史称张邵“自楚州渡淮，则逢金军，遂见左监军完颜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②昌邑是潍州的属县。《宋史》卷３７３《张邵传》说：“初，使金时，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议者以是少之。”但若对张邵此份上奏进行分析，却也可推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自秦桧变节降金后，就一直追随着完颜挞懒，完颜挞懒到潍州，他也跟随到潍州，所以才能在那里见到出使的张邵。至于张邵行实说他出使时，“遇秦丞相间行南归”，显然是不确的，张邵出使在建炎三年，而秦桧南归在建炎四年，应以张邵本人的上奏为准。他是到达中京大定府后，才得知秦桧“南归”的。③
关于张邵奏中提及的秦桧为被俘的宋徽宗起草上完颜粘罕书，其实是摇尾乞怜之词，但各书记载不一，或说是宋徽宗起草，经秦桧修改，或说是秦桧起草，此事后来在秦桧上奏中也承认，在此不必多论。④按《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之说，宋徽宗的上书是“桧以厚赂达粘罕”，此说其实也反映了秦桧在金朝的特殊地位。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疑点，是秦桧南归时携带的“亲信高益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抄录了《中兴遗史》，并说明其正文系“以赵 之《遗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要录》的文字经清人篡改，今查对《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４２，其中关于秦桧南归的叙事，其实就是照抄《中兴遗史》，而未经清人篡改。原文太长，而且比《要录》注中详细，今仅摘录直接的记事于下：
“桧为任用，又随行作参谋军事，又为随军转运使，在孙村浦寨中。楚州陷，孙村浦寨金人纷纷争趋入楚州。桧常以梢工孙静为可与语，遂密约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妻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登小舟，令静挂席而去。”①《会编》卷２２２张邵行实，《要录》卷１４９绍兴十三年八月庚子，丁未，卷１５０绍兴十三年九月丁卯，《齐东野语》卷１３《张才彦》。②《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丙辰。③《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说：“苟如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按张邵奏并无此说，此是李心传读书粗心所致，④《会编》卷２１１《北狩行录》，卷２２０《中兴遗史》，《要录》卷１６建炎二年六月，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戊戌。
７
依《中兴遗史》之说，秦桧与陈过庭等其他被俘官员不同，确是变节降敌，但又是在楚州逃归的。《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９７另引一段《中兴遗史》：
“初，秦桧在虏中，与挞懒相善。桧还朝为宰相，知挞懒封鲁王。桧欲间挞懒，使贰，乃令高益恭赍书与挞懒。益恭者，燕人，与桧通心腹，随桧随朝。桧授以承信郎，令赍书贺挞懒封鲁〔王〕，劝挞懒就封，以治鲁地，且己为南朝宰相，〔可〕以相应。令刘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刘令（冷？）庄金人寨，取投（交收）文字。光世令涟水军山寨统领官王勋，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据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杀勋。光世以承信郎借补勋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书，为人所告，金人遂杀挞懒一族良贱八百余口，而益恭以烹死。”
此段文字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３０绍兴九年七月己卯朔注。李心传只是在注中说：“祝友据楚州绍兴初，去此已久，恐必有误。”按秦桧初相是在绍兴元年至二年，完颜挞懒是在“天会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①天会十五年即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刘光世军其时早已改为驻守淮西，他又于当年罢兵权。秦桧是在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再相，完颜挞懒又在天眷二年，即绍兴九年（公元１１３９）的政变中被杀。由此可知《中兴遗史》记载之差误。但《三朝北盟会编》卷１７２引秦桧绍兴五年上奏，却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臣顷归朝廷，妄进狂瞽，令刘光世通书虏酋，说其利害，以为得地则归（刘）豫，失亡则在虏。即蒙陛下听纳施行，不旋踵，虏果退师。……继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尝妄议，俾携酋长书归，谕以立国之体，当明逆顺，助豫则叛者得利，金国何以统众，款本朝，则河南之地自非金国所欲，若渊圣所割河朔，既立有盟约，岂敢睥睨。又明言不当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书，俾益恭北还。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后所遣使，始不拘留。”②
秦桧所说“令刘光世通书虏酋”是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他归宋后不久的事，有北京图书馆藏《 王刘公家传》卷３为证。他所说“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来归”，是指绍兴二年（公元１１３２）金人放回宋使王伦的事。由此推算，“俾益恭北还”的时间大致是在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至二年，大约是秦桧初次任相期间。完颜挞懒被杀是在高益恭归金后七、八年的事，从今存各种记载看来，当然与高益恭投书无关。①《金史》卷４《熙宗纪》，卷７７《挞懒传》。②《会编》说此奏上于绍兴七年，今据《要录》卷８７绍兴五年三月考证，应上于绍兴五年。③《会编》卷１４２，《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中兴遗史》。
８
秦桧被俘北上时，“小奴砚童与婢兴儿、御史街司翁顺”随行。③他归宋时，除了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燕人”“亲信高益恭”。但秦桧奏中却说是“海州擒获汉儿高益恭，稍知文字”，当时将原辽朝统治区的汉人称“汉儿”。秦桧把高益恭带到南方，又放回北方，并且诡称他只是被俘者，而不承认此人是自己带回的“亲信”，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当然也是一大疑点。
研究历史，忌讳孤证，尤其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是一条常识性的通则。上引一些与何宗礼先生论点相悖的史料和论证，并不是新论，早见于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增订本）、刘子健先生的《秦桧的亲友》以及笔者的一些论著中。何宗礼先生主要是注意了《老学庵笔记》的孤证，似乎是对秦桧不是奸细提出了新说，但由于对上述史料和论证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怕就难以成为有力的新说。
正如本文在开头所说，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但若能分析以上所述的各种疑点，包括“其后虏使李永寿、王诩来，议七事，第一事欲尽取北人，与桧二策合”，①人们判断秦桧是奸细，大致是没有冤枉他的。当绍兴八年，秦桧独相，力主对金屈辱和议时，临安府有百姓出榜帖：
“秦相公是细作！”②
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足以反映当时民众对秦桧身份的评判。但既然传世的史料不可能提供秦桧是奸细的过硬证据，就留下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空间。本文论证如有不当，欢迎徐规先生、何宗礼先生或其他同行批评和指正。①《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②《朱子语类》卷１３１，《朱文公文集》卷９７朱松行状。
作者：王曾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