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这几年中，历史工作者对中国史学究竟应该往何处发展的讨论，又变得热闹起来。在上世纪结束以前，《历史研究》杂志曾邀请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对中国史学的演变和前景，做了不少回顾和展望(注：譬如林甘泉发表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和《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分别载于《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199 7年第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史学卷由罗志田主编，分上下两卷出版。类似的论著还有不少，此处不再罗列。)。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香港的中文大学，又分别召开了两次有关的会议，探讨这一问题(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会议由杨念群发起组织，于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 ，2002年11月召开。)。2002年正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的一百周年，而《新史学》 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诞生和演化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时候讨论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似乎的确有所必要。
　　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大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度，但又似乎对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缺少足够和深入的讨论。依笔者管见，中国史学在近现代的演化，以观念的改变为先导，以理论的探讨为主要，然后带动了史学方法的更新、研究对象的扩大，以致引起历史研究整体面貌的根本变革。因此，展望中国史学的前景，理论的探索也十分必要。从世界史学的发展潮流来看，后现代主义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出现，对历史研究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无法忽视或者漠视(注：参见王晴佳：《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2期，第107-144页。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美史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真正加以全面讨论的学者，也并不太多。而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更不多见。因此我们也不必说后现代主义史学在西方已经蔚为风潮，更不必认为因为西方已经刮起了这一思潮，所以我们就必须效仿，生怕落后。后一种态度，从本质上与后现代主义的主旨相对立，因此并无助于研究后现代主义本身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读者也许会问，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根本的影响，但为什么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多呢?这里的原因，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思想与实践有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虽然定义复杂，但就总体而言，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省，但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更替，而是希求突破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用新的思维角度来看待、总结当今的世界历史。既然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省，甚至批判，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现代主义的缘起、定义和现状。第二是产生反省现代主义的社会条件，亦即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理解。然后我们才能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对现代史学的影响以及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有所认识和阐述。当然，要想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讨论，并不是这篇文章能够做到的。因此，这里只能就其主要方面，略加叙述，希望能抛砖引玉，获得读者方家的指点。
一、现代与后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所谓现代主义，自然与现代社会的产生有关。但现代社会究竟产生于何时，史学界尚 未有明确的结论。但就大体而言，文艺复兴以后，西欧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资 本主义开始从意大利北部逐步扩展，延伸到整个西欧，而且在思想意识、社会观念上， 也产生了明显的不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在那时运作特别积极，既表明教会力图维持在思想界的一统天下，又显示其在那个时代这一思想的一统已经岌岌可危。17世纪科 学革命的成功，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以往有了显著的不同，更加强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主义思潮。但在另一方面，科学革命的成功，科学技术的发达，也使得人们开始对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发出了一系列疑问，于是在英、法两国，就有了所谓“古代与现代的争论”(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其焦点是如 何评价古典文化及其与现代的关系，究竟是古典文化先进，还是现代文化发达?[1]这一争论在17世纪没有结论，但到了18世纪，特别是启蒙运动以后，主张现代文化先进的一方，明显占了优势，因为在那个时代，历史进步的观念已经为不少人所赞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强烈主张历史学家应该首先研究近现代的历史，不希望史学家沉迷于故纸堆中。他还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有一种哲学的眼光，而不应该仅仅以重建过去为满足[2]。这些观念，都鲜明地表明到了18世纪后期，就现代与古代的关系而言，现代已经明显地占了上风。现代本身不但已经获得研究的价值，而且现代人还可以用现代的眼光来研究过去，不一定要依照先贤的教诲行事。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
　　但是，虽然启蒙运动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突破，可像其它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 ，这一突变之中也自然包含某种继承的成分。伏尔泰等人希望能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研究过去，但这一哲学的眼光，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继承了以往文化的某种传统。譬如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历史进步观念，就与基督教的“天国”观念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而他们对历史进步的过程的描绘，也像基督教思想家一样，视其为一个一线发展的统一过程，亦即认为所有的人类历史，都会百川归海，走到一起来[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观念，与18和19世纪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契合之处。随着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形式，也走向全世界，古老的美洲文明和东亚的日本与中国文明，都相继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中受挫，而同样古老且又四分五裂的非洲，更是无法阻止西方的入侵。于是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西方史家开始认为现代的西方不仅胜于古代的西方，而且还远胜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因此，现代化也就自然成了世界历史演进的大趋势。现代主义思维，于是也就高歌猛进，一路凯旋。
　　现代主义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艺术、建筑到文学 、思想和衣着，都有表现。就它的形成来看，主要指的是一种标新立异的企图，希求突破以往传统的束缚。中文里面将英文的“现代moddrn”，曾音译成“摩登”，而在现代中文里，“摩登”便有标新立异的意思。就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而言，我们或许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众所周知，黑格尔不但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一线发展、演化的过程，而且还指出了演化的动因及其最后由西方统帅全球的趋势。第二是黑格尔的德国同胞兰克。兰克不满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抽象概括，认为史家的任务，应该是将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加以仔细描绘。但是，像黑格尔一样，兰克并不怀疑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他甚至可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黑格尔为此大费笔墨，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兰克自己想做的仅是“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 已。
　　其实，在这一著名的声明的背后，隐藏了兰克的现代主义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表现在 三个方面：历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其实是为了将古代与近代的史学，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他说近代的史家，应以“如实直书”为目的，就是批判以往的道德史学，而给予近代史学一个新的出发点。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面，虽然兰克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将古代视为一钱不值，但他还是认为，现代胜于古代。而这一优胜的原因，在他看来，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于是他的著作，大都以此为题，研究和叙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民族兴旺史。在史学方法上，兰克强调原始、档案史料的运用以及对史料的审查和批判，以此来达到忠实地再现过去的目的。为此，他在柏林大学开办“研讨班”(Seminar)，与学生们一起，就史料的真伪、价值和意义加以讨论。这一做法，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与助手们一道做科学实验有相似之处。于是，兰克史学便成为了“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的象征。而其结果是，兰克的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及其对他史学观念和实践的影响，则为他的追随者所忽视了[4]。
　　在二战以前，也曾有人对兰克史学的“科学性”加以质疑。如30年代美国史家比尔德( Charles Beard)和贝克尔(Carl Becker)，就指出兰克并无法保证其史学的“客观性”；比尔德甚至嘲笑兰克的“如实直书”，只是“那个高尚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而已[5]。但是，他们并不怀疑兰克史学对世界历史趋向的勾画。换言之，他们也像19 世纪的兰克一样，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演化的总体趋势。当然，对于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在19世纪末已经有尼采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对西方人的盲目自信提出了警告。但这些怀疑和警告真正得到认真的对待，则要到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出现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便明确表明，西方并无法一统天 下；西方历史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世界历史的方向。于是，一些现实感强的西方史家，如英国的巴勒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写作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指出兰克史学的历史观念，已经有点落伍和过时了(注：吴于廑先生曾对巴勒克劳夫的这一著作作过批评，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念与欧洲历史的末世感》，《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0年第8期。)。以后巴勒克劳 夫在主编《历史学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9)时，继续想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历史学的主要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之外、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史学成就。该书也涉及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史学的发展(该书由杨豫译成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客观地讲，战后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似乎平分秋色，但如果从其变化来看，则并非完全如此。战后西方殖民主义逐渐垮台，拉美、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纷纷独立，他们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并不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但还是大同小异。而真正遵循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并不太多。于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模式，还是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因此英国史家和思想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用了“后现代”的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他认为，一旦现代西方人将自己的政治体制、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输出到非西方地区，并为当地人所接受，这一“现代性”，就不再那么单一，而是在与其它文化的较量、交流中，起了变化，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现象[6]。的 确，虽然20世纪的历史，仍然以西方为中心和主导，特别是到了世纪之末，由于苏联的 崩溃，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但其实，即使是以西方为中心，仍然有非西方地区为其边缘；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既改变了非西方人，也改变了西方人。举例来说，美国在二战以后，成为世界大国，到处显示其军事实力，但也并非无往不胜。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遭到的挫折，就是一例。美国人一方面厌战，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人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产生了不满，并对越南人和越南文化产生了同情和兴趣。同样，法国在战后丧失了不少殖民地，特别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但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前后，也有不少法国人认为法国在那里的统治，对双方都无益处。更有人还同情对方，对殖民主义的危害，加以深刻的反省。以后成为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德里达，就有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经验。当今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有相似的经历。
　　的确，战后的历史演变，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先就思想文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使得世界变小，各地区之间的接触十分频繁。这些接触和交流使人看到，虽然西方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有其吸引力，但非西方地区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加以了改造，而不是照单全收。而许多殖民地在战后的独立建国，更为这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各种例证。于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疑问和批判，也就应运而生。这些疑问和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一线进步的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特别注重对这些曾经主导了西方历史思想的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即使在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中，如印度，西方文化也没有完全主导。甚至，为了统治殖民地的需要，西方的学术与思想都有所调整。换言之，西方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发展，也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具体点说，受到西方殖民教育的非西方人士，有不少人往往比西方人更了解西方，写出的英文常常比英国人更优美、更动人。但他们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信仰，因此也就能获得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优势。反过来，西方人如果能接触和了解非西方的文化，也就会比一般的西方人更有知识，因此也能新见倍出。上面提到的德里达和布迪厄，就是显例(注：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它们对现代历史学的影响，可参见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和Shelley Walia,Edward Said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Cambridge:Icon,2001)。 中文可参见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中国学术》，第三辑，第255-28 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西方与非西方地区的接触，不但造成上述思想文化的变化，而且还促成西方社会经济的变迁，为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兴起提供了物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达，除了资本以外，还需要劳工、原料及销售市场。到了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发达，不但能从世界各地获得原料，而且还依赖非西方地区的廉价劳工进行产品的加工。但就销售的市场而言，还是主要以西方社会为主，因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还常常缺乏足够的购买能力。这一情况，造成西方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亦即从原来的工业制造社会，成为商品消费的社会。如果用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那就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因为西方工业依赖非西方地区的廉价劳工，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产业工人日渐减少。而因为西方仍然是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因此服务性的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广告、媒体、信息和娱乐行业日益发达。这一“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后现 代社会”的到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由于生产制造已经远离了一般人的生活，人们对生产制造的过程也逐渐陌生。生产制造，一般有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过程，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历史的思维：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因到结果。但产品销售的行业，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维，因为其目的只是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可能的消费者对某种产品产生一种印象、形成一种记忆，以便在将来购物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一产品。因此，广告商通常不会用历史说理的方式来阐明这一产品的优点，因为这样既费时又无效。相反，商品的广告常常为了追求瞬间的效果，采用鲜艳的色彩、奇特的音乐、怪异的组合甚至荒唐的概念，以求一种深刻的印象，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用法国思想家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术语来分析，那就是“真实”，亦即产品的制造和产品本身，被隐藏在这些精心制作的“印象”甚至“假象”的后面，反而显得无关紧要[7]。事实上，由于产品制造大都在非西方地区，因此，对西方人来说，产品的“真实”也确实离他们的生活日渐遥远。
　　如果“真实”不再重要，为“印象”、“形象”等各种人为的东西所取代，那么对真实的追求以及为这一追求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也就慢慢变得无关紧要。于是，西方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从经济结构到文化思想，都必须经过新的考量，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换言之，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观念模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也就像幽灵那样，逐渐在西方社会辗转徘徊了。
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形成则往往先行于时代，发生于这些条件形成以前。如果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和反省，那么这种批判、反省远在20世纪到来以前就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将会产生的困境及其衰亡。虽然这一预测得到了不少人的修正，而且就整个思维方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代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但强调历史的一线发展，而且也认为西方是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但可贵的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西方的这一历史的领导作用，有其时间的限制，将会在以后为另一种力量所取代。这一看法，对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很多启发。实际上，不少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都是马 克思主义者。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前者著有《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Later Capitalism)，后者写有《后现代性的条件：文化变迁根源的一种探究》(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他们都从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的变化，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出路。
　　用法国思想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来说，詹明信、哈维以及布希亚等人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情境”。由于这一情境的形成，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便显得落伍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第二是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因此便以中心、精英为主要对象。这一取向表现在各个方面，譬如，以世界历史的演化而言，现代史家就常常以西方社会为中心，因为自16世纪以来，西方的确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为了探讨西方崛起的原因，史家还必须追溯到过去，因此在研究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也无法不把西方看作中心。西方在现代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其民族国家的形成领先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兰克史学的一个结论，因此历史研究便以民族史为主。而就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而言，又以认定一个中心为主。于是该民族中的多数族裔的演变便成为史家写作民族史的主要脉络，而该民族的少数族裔的历史与文化则常常被忽略不计，甚至被视为对立的“它者”来对待。同样，因为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大部分时间里，男性常常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因此历史研究便自然以男性为主，而将女性视为陪衬点缀或者无关紧要的“它者”。而就男性活动来说，又主要以一些精英人士为重要，因此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无论是政治史、外交史还是思想史，都以精英人士的活动为对象，而视一般的民众为简单的听众或者盲目的跟从者，因而忽略、漠视后者的历史作用。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则与上述的作法正好相反。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法国著名的历史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其研究就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对福科来说，由于现代史学的定式化，“历史”、特别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已经自然包含了一线进化、因果相连的意思，但真正的历史活动并非如此，因此必须避免使用。他建议用“考古学”(Archaeology)和“系谱学”(Genealogy)来代替，因为前者能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偶然性，因为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现什么东西，并无法掌握，所以史家根本 就不必将本来偶然的东西，硬把它们串联起来，并还做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叙述。而“系 谱学”的用处在于，它与历史学从过去到现在的研究脉络相反，是从现在回溯到过去，为的是寻找祖宗的发源。而且，系谱的形成，与“大写的历史”不同，不能“中心化”和“精英化”，因为你有什么祖宗，完全不由你掌握。再就福科研究的兴趣而言，他所注意的课题都是一般专业史家所忽略的。譬如他的《疯狂与文明》一书，不但以疯狂为 研究对象，而且还指出犯精神病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少理性。事实上，福科认为，那 些自认为清醒的人，将精神病人关入医院、隔离人世，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人道的行 为。这里，福科非但以作为“它者”的精神病人为研究的对象，而且还挑战了“它者”和自身、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在福科看来，这一界限本来就是人为的。更重要的是，划出这条界限，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达和理性的普及，相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来看，则表现为一种退步、甚至野蛮的行为。为了证明这一退步，亦即知识的进展并没 有促进人类活动的进步这一现象，福科又出版了《性史》，指出对性这一人类基本活动 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其结果只是将一种所谓理性的、现代的性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因 此反而妨碍了人类活动的自由。总之，在福科看来，现代社会所信奉的“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应该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事实上在英文中，“力量”和“权力”用的是同一个词—power)。换言之，知识是一个优势团体压制其它弱势团体的一种方式。如果从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西方所形成的话语系统，也成了西方在思想界、文化界主导、影响、甚至统治非西方地区的手段。
　　虽然福科常常不被认为是专业的史家，但福科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界有广泛和深远 的影响。从当代著名史家的一些作品来看，福科所提倡的对“它者”和弱势团体的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事实上，在福科发表他的作品的60年代，西方史学界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其标志为社会史的兴起，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精英，而是一般的民众。即使是研究个人，也不再是著名的个人，而常常是一些“小人物”的生活。如美国的达顿(Robert Darnton)，以写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Massacre)出名，其主题是有关一批学徒将他们主人家养的猫杀死的事件。另一位北美的史家戴维斯(Natalie Davis)，则写了《马丁•基尔回乡记》(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讲述的是一位退伍的兵士，假冒身份，到一村庄行骗的故事。他们用这些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的事件，来探讨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两性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心理活动，而意大利的史家金兹葆(Carlo Ginzburg)，在《奶酷和蛀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中，则细致地重构了一个磨坊主的文化生活，一方面展现当时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另一方面披露现代科学知识在下层社会的普及过程[7]。
　　如果下层的小人物代表了一个弱势团体，那么妇女则更是历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 个弱势团体，虽然妇女其实占了整个人口的一半。二战之后开始的妇女史研究，既与历史研究者队伍中妇女人数的增加有关，更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相连。在妇女史研究 的初期，其研究者主要还是采用“精英式”的研究态度，以发掘、研究妇女中的精英人物为目的，力图显示妇女并不弱于男子。但很快妇女史的研究便开始发展出特殊的研究角度，并由此而挑战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观念。譬如美国的凯莉(Joan Kelly)，就从妇女地位的角度，质疑文艺复兴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指出就妇女地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反而比中世纪晚期退步，因为在中世纪时期，妇女还有一定的经济权，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权益则渐渐被男子所侵袭了。司各特的结论很显然，从男性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也许是划时代的，但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并没有什么划时代意义可言[8]。
　　以上的讨论，主要牵涉历史研究的对象，亦即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写的历史”的冲击。如果单就这一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可以说是蔚为风潮，只要稍微看一下西方国家历史研究的杂志所发表论文的题目，就能看出这一演变趋势。19世纪史家所关心的课题，大都是各种精英人物，特别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开国元勋、扭转危局的军事家和折冲樽俎的外交家。但在二战以后，这些人物已经渐渐不为专业史家所重视。即使是研究外交史，也十分注重文化传统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专重个别杰出的外交家。日裔美国著名外交史家入江沼，就以提倡用文化史的取径研究外交史而闻名。美国著名学者，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亨廷敦(Samuel Huntingtun)，也主张重视文明、文化传统对现今和未来世界局势的影响，因而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重要理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冲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 。由于这一冲击，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 关系，因此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上面提到的几位历史学家(福科除外)，虽 然其研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就他们个人而言，都没有也不愿接受后现代主义 的历史认识论。金兹葆甚至还激烈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 真实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9]。他还在史学界展开的有关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简称“屠犹”)的争论中，批判了怀特(Hayden White)的观点。其实怀特虽然被视为美 国史学界提倡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先驱，但他在私下，也对“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称谓 有所警惕，而愿意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注：参见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eds.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8.第237-239页。怀特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 ，则由Georg Iggers所告知，特此致谢。)。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们还必须从其与现代主义认识论 之间的关系谈起。事实上，怀特对“后现代主义”这一称谓的警惕，也不无原因，因为 现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其渊源出自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修正。现代主 义的认识理论，以实证主义的观念为基础，其前提是主、客观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对后 者的认识或者反映。如果没有这一严格的区分，则认识这一过程无法开展。但在战后， 特别是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3)出版以来，就开始了一个所谓“话语的转折”(discursive turn)。这一转折的结果，是将以前事实与理论、分析与综合、描述与解释、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做了根本的模糊处理，不再将这一界限视 为天经地义的了[10]。譬如库恩对科学革命发生的描述，视为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的转折，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转折。换言之，根据库恩的观点，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并不完全从事实或材料出发，然后归纳、总结出某种结论。相反，他们的科学研究，其实是针对一个已经形成的先行观念，亦即库恩所谓的“范式”(或者是牛顿 的、或者是爱因斯坦的)，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如果可能)，加以推翻。
　　库恩的理论，对历史学界影响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库恩所处理的课题，是现代科学的演变发展，而现代科学对于现代史学，几乎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榜样作用。如果科学研究尚有某种“先验”的前提，那么历史研究则更无法摆脱理论和观念的束缚了。其次，由于对“话语”的重视，使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对历史认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科学史的研究相比，一般历史研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在科学研究中，即使按照库恩的说法，也只有两个“范式”，但若要寻找历史研究中的“范式”，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丰富多样。换句话说，如果承认历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范式”，那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历史学家可以从宗 教信仰政治理念、写作风格和语言结构等多种方面来探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历史学家对于科学史学、客观史学，本来就不具很大的信心。他们无法无视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对其论著所产生的影响。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似乎更加彻底，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的，不是宗教和政治等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是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等并不明显的问题。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些问题对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便彰显出来了，以致使得不少历史学家无法完全接受这一新的历史认识论。
　　易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不但有“话语的转折”，还有一个“语言学的转折”(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学的转折，主要是指语言在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限制和作用。在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客观事实通过感官的观察，进入人们的头脑，经过思维，人们又通过语言加以表述。在这一过程中，头脑的思维是一种加工的过程；一旦思维形成，则可以通过语言直接无误地表述出来。但经过语言学的转折，人们开始看到语言本身并不透明，而是有其自身的结构，因此在运用语言表述的时候，思维的成果不但会有表述上的限制，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的过程。于是，德里达就指出，现代文化的理性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普遍主义，亦即承认理性的普遍性。而这一理性的 普遍性，必须通过语言的转达才能实现。一旦语言无法转达无误，那么这一理性主义的 普遍性，也就十分让人怀疑了。这也即是说，如果现代西方的“理性”这一概念，无法通过语言的表述和转译让其它地区的人们理解并对此有同样的认识，那么这一“理性”，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性了。德里达指出，即使通过口头表述，都无法达到完全的沟通，更何况诉诸文字了。他也因此而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做了彻底的解构，认为主观与 客观、作者与读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思维一旦转手于语言，便变得模糊不清了。
　　与德里达相比，怀特所注意的是历史写作中语言运用的问题，因此更注重文字风格、 修辞形式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名著《元史学》(Metahistory)中，他选择了马克思、黑格尔等四位历史思想家和兰克、布克哈特等四位历史学家，分别把他们的著作从文字风格上，做了细致的分析。怀特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主观意图及其对历史思想、历史写作的影响，而是他们在运用语言写作时，如何受到修辞风格的限制而凸显出其著作的特殊风格。换言之，怀特所注意的是比一般人更为深一层的东西，不仅是政治、宗教等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能摆脱这些常见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他们还是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先验的因素的干扰，那就是语言风格和修辞形式。因为历史写作必须诉诸语言来写作，并采取叙述的形式，而所谓叙述，就是讲故事。而故事就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会设置、安排情节(emplotment)。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尾、牵涉多少人物)、讲什么样的故事(喜剧的、悲剧的、讽刺剧的等)，则与历史学家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如怀特认为，布克哈特讲的是悲剧性的故事，而兰克则讲的是提喻式的故事。如此，怀特便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两者都必须设置情节。而一旦将史学与文学等量齐观，那么历史的真实性，便所存无几了。当然，怀特还是认为，历史事实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11]。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柯尔纳(Hans Kellner)则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批判现代史学的客观性。他像怀特一样，也认为历史写作离不开叙述，而一旦采用叙述的形式，便无法做到客观，因为叙述体自然有起始、转承与结束，这些方面，都由历史学家决定。而历史本身，要比历史著作所能包括的长得多。另外，为了叙述得有道理，历史学家通常会使用“由于”、“因此”和“所以”等表达因果关系的用语。因此，也许他在主观上并不想表现自己的看法，仅仅是想“如实直书”，但实际上，一旦用了这些转折词语，历史学家其实就已经将自己的看法，融会到他的历史著作中了。因此所谓历史学的客观性，在柯尔纳看来，无异于一种神话[12]。
　　以上的简单讨论，只是就“话语的转折”和“语言学的转折”这两者对现代史学的冲 击，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的史学家对于这些讨论，虽然大致有所了解，但又并不热心参与，因此似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与实际的历史研究，其直接关系并不明显。但如果细心观察的话，目前的历史研究，已经与兰克那个年代差别非常明显。兰克强调历史研究从原始材料出发，因此在“研讨班”上，与学生、助手们一起围着一堆史料加以探究、考订。而目前的状况则常常是，原始材料已经被 前辈耙梳、整理和使用过了，新的史家为了突出新意，必须对前辈的著作先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在自己的研究中，通过补充史料来修正原来的解释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看来，历史研究已经不是从原始史料出发，而是从大量阅读现成的著作来熟悉课题，发现一些可能的问题以后，才开始对原始的史料进行再发掘、再发现的工作。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安科史密特(Frank Ankersmit)由此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历史研究已经造成一种“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了解现成的话语并进行话语之间的交流、转换，已经取代了现代史学强调史料优先的习惯作法了[12]。由此，历史研究也就在实质上成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建了。
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中国史学—代结尾
　　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对于中国当代的历史研究，有无任何关联或者益处，这是本文希望提出的问题。下面只就其荦荦大者，略加论述，目的是激发读者的兴趣，以便共同来参与讨论。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现代主义的史学，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日本等国要慢，但一旦开始，则几乎有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自20世纪初年起，迅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说在 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宣传历史进化论，还必须通过对儒家学说的改造，改造传统的“三世说”来为之接轨，那么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则直截了当地 强调“史界革命”不起，那么中国就没有希望。于是，西方的“大写历史”，便成为中 国史学发展的楷模；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再是道德训诲，而是为了阐明民族的进化、民智 的开发和国家的进步。在五四的时期，由于胡适等人的倡导，现代史学的认识论，也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接上了轨，于是考订史实的真伪、鉴定史料的价值，便也成为历史研 究的宗旨。虽然胡适、梁启超和以后提倡“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都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都认为如果能摒弃道德史观，历史研究就能获得一种科学性，而科学的建设，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须的。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开展，也大致朝 着同一个大方向发展，尽管其手段和兴趣都有不同。换言之，虽然中国是一个非西方的国家，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则几乎完全跟随现代西方史学的观念与实践。因而对于西方史学中的弊病，如西方中心论，缺乏深入的批判。对自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史学，从梁启超时候开始，便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热情，视为现代史学的圭臬。因此对于历史进化的理论，也几乎照单全收、遵照不误。最近几年，学界又曾对西方60、70年代所开展的“现代化”理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其实，这一“现代化”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是世界历史以西方为先导而进化发展的理念的延伸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的方面，由于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家将考据学的传统，视为史学的正宗，认为这一传统与西方的科学史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国的考据学家，还是兰克学派的传人，都从来没有将历史研究简单视为纯粹的、无功利的科学探究。清代的考据学研究，本来就是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强调经世 的传统中演化出来的。因此考据家对经典的精心考证，并不都是为考证而考证的。那时 著名的考据大师戴震，就撰写了讨论儒家义理的著作(注：有关清代学术中考据与义理 的复杂关系，可见余英时之《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和赵园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同样，兰克本人及 其弟子，也都没有真正实践“为史学而史学”的宗旨。兰克的弟子们形成的“普鲁士学派”，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普鲁士的独立建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过分推崇科学史学，贬低传统的道德史学，就容易忽视考据 学之外的传统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而也就无法全面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譬 如中国的儒家史学，向来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但另一方面，儒家史学又强调 历史写作，必须经世，并鉴往知来。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历史认识论上的辩证统一的问题 ，其包含的内容，或许比将主观与客观严格区分的现代主义、亦即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更有探讨的价值(注：参见Q•Edward Wang,“Objectivity,Truth,and Hermeneutics:Re-reading the Chunqiu”,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The Hermeneutic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ed.Ching-i Tu.New Brunswick:TransactionPublishers,2000.第155-172页。)。通过讨论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能对中国的文化传 统，有一种不同的认识。甚至，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研究，视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 这一观念的实践也能在清代史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赵翼 的著作，既是对前人史学著作的一种考证，更是他借题发挥、展开史学评论的场所。在 这些评论中，赵翼以前人的文本为基础，但又不拘束于其内，而是能自由出入其中，以 构成自己的文本，提出自己对历史与史学的看法(注：参见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经 典诠释》，《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台北)，第20卷第20、21期合刊(2000)，第315- 340页。)。自然，赵翼的作法，也并非史无前例，而且也不是后继无人。在中国传统的 经学史研究中，就已经可以找到不少先例。而当代学问大师钱钟书的《管锥编》等著作 ，也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作了提炼和升华。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总结传统的遗产、开发传统的资源，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产生与特征都有其特殊的场景与条件。我们不必认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往前走得更远一点，这些场景和条件就也会在中国出现。其实，这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想法。因为即使在现代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特征也多种多样，并非划一不变，而是有一种“多元现代性 ”(multiple-modernity)的现象。将来中国经过现代化的努力，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事实上也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所走过的道路。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西方，因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模仿，以求赶上先进的西方文化的想法，显然仍然无法摆脱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化成功以后的产物，而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因此不必研究和讨论后现代主义，其实也陷入了同样的观念藩篱。如果我们能真正从这些观念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也许就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演变轨迹、观念模式及其发展前景，有一种深入的体认与合理的预测。同时，我们也会对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及其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有一种更为真切的了解。这是本文的目的，也是笔者的期望。
　　【参考文献】
　　[1]Joseph M.Levine,The Battle of the Books: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Augustan A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2]Fritz Stern,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York,1973.30-45；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2.89-97.
　　[3]Car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18[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Haven:Yale Unrversity Press,1932.
　　[4]Georg 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Thought”,History and Theroy,2(1962):17-40.
　　[5]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M].201-208；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52-278.
　　[6]参见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London:Routledge,1990.19.
　　[7]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56 -58，178-186.
　　[8]参见Joan Kelly,“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Women,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19-50.
　　[9]Carlo Ginzburg,“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Critical Inquiry,1991(18).79-98.
　　[10]参见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2.
　　[11]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关于他的“情节设置”分析，可见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66-67.
　　[12]见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ed.Kerth Jenkins.London:Routledge,1977. 127-138,277-297.
（文章原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王家范
 
 
 
新华文摘．2004．24 历史
 
 
 
 
 
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炼。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个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出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轰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沦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需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
 
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因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恺郭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且不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教训倒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
 
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登峰造极，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17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枚举，如果都保留到今天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人，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对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到极点，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并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结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原来义军内部，头领称“掌家”的、“管队”的，由大家推举，不时以兄弟相称，都是“哥儿们”，相互之间只有职务差别，没有大的收入落差，关系比较融洽。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了。大将军刘宗敏府前高悬大红灯笼，人称刘国公，门卫森严；官员、将领俱以九品分等，服装、帽子都有严格区别，尊卑分明。旧礼制的恢复，在新官与士兵百姓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河南文人郑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农民军军营里，有一个年轻小头目负责严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对那位小头目说：“你又不是天性想作盗贼，何苦来?即使老贼头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小头目听后号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进京后，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级官员，授以新朝官职。有一个士兵问某明官：“选你做什么?”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国防部科长级官员)”，士兵一脸无奈地说：“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样死要钱。我新朝立法森严，贪官污吏是要杀头的。”这还算是有点骨气的。更差的例子也有。无锡人赵士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长，绝食三天，拒不“从逆”。看管他的一些头目纷纷相劝，说：“老爷，你何必受苦呢，饿坏了身子，可是大事。我们家的官好做得很，与明朝一样。如果老爷能转升到我们家里做大官了，可千万别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求你老爷多照顾着些呢!”
 
    大顺军17年里屡败屡战，百战不殆，靠的是共同摆脱困境、走出生死峡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胜利只能改变少数人的境况，而多数人仍是希望渺茫。经过进京城短短的39天，在与清军的山海关战役中，农民军一败涂地，判若两支部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心涣散，导致军纪失控，在去山海关之前，已经非常严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闯王赏赐，一箩筐一箩筐金银珠宝抬进抬出，一般义军士兵、军官怎能不感慨万千?前面说到那位号啕大哭的小头目算是觉悟早的，稍晚的正挨到抄没明朝宗戚官僚家产的风潮，纷纷“顺手牵羊”。据当时在京城的一些亲历见闻者的记载，说义军士兵到酒店喝酒，随手给的都是金银首饰或珍珠，出手特别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吓得面色发白，以为大祸临头。谁知到了军营，士兵们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官人”，特别客气，原来是要他为山西、陕西的家人代写书信。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闯王的诸多怨言、牢骚，思乡气氛浓烈。他们每人都把身边的金银首饰折断了装在布袋里，托便人连信捎回老家。事情办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银珠宝，兴冲冲地揣着高额“劳务费”，向夫人报平安去了。因此，当义军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陕两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来越多，失败的态势已经不可挽回。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们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门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了，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勿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渎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式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入打倒，拥戴另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渎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把它联想为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