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社会和文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社会和文明的深刻变动过程。简言之，现代化是从土地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市场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知识文明）的跃进。

 

现代化的核心是市场化（市场的可持续扩充及其相关支持系统的出现）而不是工业化。工业化只是市场化的结果、现代化的表显。市场化却是工业化的动力、现代化的航导。现代化的精神构造是理性化，而不是民主化。民主化只是理性化的外像、现代化的显征，理性化却是民主化的魂灵、现代化的导引。理性化的经济基石是市场化，市场化需要理性的法律、制度、伦理、教育、管理、统计和会计等成套系统，而这一切又需要人的思维和行为不断理性化。如果说市场化是现代化运作的硬件，理性化是现代化运作的软件，工业化和民主化就是现代化的经济显示器和政治显示器。

 

在西方，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突破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科学技术革命，就没有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在中国，没有市场化就没有工业化的实现和现代化的成功。在全球，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真正的世界性联系，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史。工业化表明了市场的可持续扩展不可避免。因为工业化要求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复杂化、高级化，只有市场化（在全社会和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复杂化、高级化的要求。工业化如果不是由市场化内在地引发或内在地推动、引导，则其因缺乏持续的创新动力而难以为继。因此，现代化社会的中轴是市场化，而不是工业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超越市场化而能够完成工业化。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显性特征和基本表征，那么市场化就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和基本平台。

 

中国政府和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认同了工业化，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市场化和理性化也逐步得到承认。20世纪初以来，“以农立国”，还是以“以工立国”，争议了半个世纪，工业化终于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市场化则遭到几乎一致的排斥。实际上，从工业化与农业化两条发展道路产生冲突以来，政府统制与市场调节之争就相随而生，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市场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妨碍社会公平，会导致两极分化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甚至会毒化社会空气，使“人欲”膨胀，最终引发“社会革命”。没有把市场与人的解放（中产化、独立、自由、张扬个性、重视人的公民权利）、人的现代化（公民化、市民化、俗世化、科学化、理性化）、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科层化、法治化）和伦理现代化（交往理性、非血缘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伦理）联系到一起。只是到了90年代以后市场化才逐步占据政府与学界的主流认知。

 

不过，在21世纪初由于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公平网建设不足，市场化又成替罪羊，受新一轮的质疑。市场化有弊，但不能把因权力不规范、制度不到位和缺乏社会安全网而扭曲的伪市场化（实际上是反市场化）当作经济现代化之中的市场化而痛加责难。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的公共伦理和成套的公平制度之上。其中公平制度系统，应该包括：舒解极化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其它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的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保证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卫生健康条件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并规范捐赠行为的慈善制度等。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不妨害社会公平，而是为社会公平创造更多的物质福利和权利保障。

 

自中国现代化启动以来，市场化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和规范的伦理的营养支持而正常发育、成长。在政治权力本位和道德本位的土壤里，得到极大发展、甚至恶性膨胀的是官僚资本和权贵经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而后的各色“新政”、3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抗战以来的“以工建国”运动无不如此。制度缺失和伦理偏见的交互作用，导致市场化厄运连连。建国以来，到80年代，基于混合着前现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成分，而以前现代和后现代为主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平台，商品、市场、资本、货币、雇佣等与市场化相关的制度与符号，一律受到猛烈的抨击。极端者，如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破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把与市场关系稍有沾边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连根拔除，却没有想到由此导致的不过是权力恶用和经济倒退。

 

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演进就是从小市场、伪市场和反市场通向规范有序、公平有度、合理有节的创新型竞争市场。支持市场化的各种制度、法律法规、伦理规范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中国市场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充满曲折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