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开明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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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2]。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也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4]。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竞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6]，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7]。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现实的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正式规则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8]。王朝更替是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不得不承担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最后导致秩序崩溃，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直到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收益低于保护或从事生产性活动为止。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这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官营工商业以强制手段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产品和宏伟的建筑，创造出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营工业生产体系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不过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的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相对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低成本地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

    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和天主教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的试错淘汰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毒品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军队腐败，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

    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像经理阶层依附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国君。

    帝国制度一统天下之后，士阶层面对着皇家垄断的人才需求，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诸多竞争性的学说体系中，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描绘的秩序为立国蓝本，儒家把这种秩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地位赋予皇权，并献上臣民的忠诚和儒生的效力。

    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教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儒家集团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

    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统，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家集团努力控制皇权，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甚至暗藏着对尧舜传贤禅让制度的幻想。不过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儒生集团并不比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成功。儒家集团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政治对手也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

    2、解释变局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打破了帝国的隔绝状态，中国被拉进了一个广阔而陌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环境。这相当于一次灾难性的环境突变，帝国制度对新环境的适应发生危机。面对这种新局面，儒家意识形态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对策。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帝国延续官营工业的传统，在三四十年间建立了数十家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企业，但官营工商业照旧经营不善，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凸显了帝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康有为用儒家的概念体系重新解释帝国的历史和处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根本性变法赶超欧美。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康有为对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看法过于简单疏阔。 中国思想领域群雄竞起，士大夫集团在各地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失去了传统指导的陌生环境中寻找行路指南。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源于西方的学说纷纷登场，给出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争取各自的信徒。三民主义开出了“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药方，将汉民族各阶层的不满集中于满清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瓦解了其所剩无几的威慑力和凝聚力，造成了“王纲解纽”之势。 满清帝国很快就倒台了，民国的旗号很容易就挂上了，然而帝国专制制度的小农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帝国的种种新旧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国的旗号之下。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传统局面。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注。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的弱小资本被军阀、官僚、地主和农民挤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与马克思重笔描绘的核心图景相去颇远。在马克思关注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为自己选择和雇佣守夜人，资产阶级控制了合法暴力，使之服服帖帖地为自己选择的秩序服务。但在帝国秩序中，暴力赋敛集团的最高代表宣称自己拥有天下，本身就成为各种生产要素名义上的终极所有者。暴力集团确立了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筛选并改造了为这套体系辩护的意识形态。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甚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划分，在解释帝国两千余年的停滞和治乱循环时颇为勉强。

    不过，尽管中国和欧洲存在着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宏大锐利的眼光，特别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找到了一套关于自身使命的逻辑严密的说法。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中国一直是所知文明环境的中心和顶峰，这种历史地位的急剧失落，造成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张力——恢复传统地位和民族荣耀的强烈渴望。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的环节，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领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隐藏着一种重排民族座次的分配关系：落后可以转化为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正是民族心理张力所期待的地位。

    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论隐藏着更富于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方案：首先，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关于自己的理论中扣留了最崇高的中心位置，他们将掌握国家权力，支配一切，最后还要名垂青史。其次，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最后，所有人类成员，最终都会在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受益，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理想世界。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潜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表述之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潜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帝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统马列主义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使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初几步走得跌跌撞撞。

    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如果更仔细地区分，还应该补充说：其中更大一个数量是在官营产业的奴役下。大量工人在传统的官营企业里从事雇佣劳动，中国的官僚代替了欧洲的资本家[9]。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发动矿山和铁路工人罢工，争取工人的结社权并提高工资，其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当局，而不是私人资本。中国工人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的斗争，先后遭到镇压甚至屠杀，工人运动失败了。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羽翼丰满，开始强化孙中山模仿苏联创建的党国体制，大批屠杀对自身统治和党国秩序构成威胁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仓促组织和发动的武装暴动，最初也像俄国那样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结果又遭到了惨重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10]，是产业工人数量的一百倍。中国又处于独裁统治与军阀割据并存的乱世，武力的强弱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大小。要在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无论正统理论如何说，现实的力量格局注定共产党必须继承两千年来反复验证的成功策略：组成一个武装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吃大户，发动农民战争，耗尽对手的力量，最后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中国的改朝换代主要倚重农民造反，而马列主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评价甚低。马克思认为，与工业文明遭遇之际，农民企图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小农的政治影响则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这样一个阶级显然不能代表未来。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中国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格局，他用马列主义的词汇和逻辑，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农民造反的意义，阐明了共产主义信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的敌人和盟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策略。这套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改。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眼光，帮助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反抗地主剥削的阶级斗争必定导致与这种上层建筑的武装冲突，结果必定是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勾画的历史和社会图景在凸显某些事实的同时也遗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实。毛泽东凸显强调了中国弱小的无产阶级及其作用，淡化了这个阶级主要雇主的国营或党营的性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淡化了这个组织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又由农民战士充实的事实。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上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把这种冲突描绘为中国历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毛泽东强调了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把自身利益鲜明的暴力赋敛集团降格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强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却再三表现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呈现为帝国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调节方式。

    上述凸显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一旦成立，党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指引和影响。毛泽东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夺取政权，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他预设了一个神圣正义的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挑选事实并展开论证，辉煌的目标吸引了他的视线，也造成了他的盲区。神化了无产阶级，就可以合乎逻辑地神化其先锋队组织。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并导致社会崩溃的历史和现实，是因为共产党也要依靠行政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并实现工业化。强调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不仅关系到公平的社会理想和实现工业化的良好条件，更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关系到军队的兵源、士气和后勤供给。

    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这是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独享的扩张策略。历代造反武装都可以吃大户，可以杀富济贫。地主的财富集中，自卫能力却微不足道，采取这种后勤和人员补给策略的暴力集团可以高速扩张，直到较富有的社会成员被榨干吃尽为止。而且，这个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难以模仿的，造反者则可以杀鸡取蛋——壮大自身同时又破坏合法政府的财政基础。采用这种后勤补给策略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好处，就是动员分得地主土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

    帝国或党国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国基础是一盘散沙般的自耕农，而地主阶级的重租和大面积占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响了社会安定，降低了农村的整体购买力，这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工业化计划都是不利的。因此，国民党也有土改计划，到台湾后发动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用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绘为历史的必然，并将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描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策略。这种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政权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实关系。

    综合而言，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11]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有选择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前无古人的坚韧勇敢。

    2、新民主主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官办，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家天下”被替换了，儒家官僚被替换了，官营企业也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替换了，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其他因素则无实质性变化。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难以稳定存在，因为它多变的领导集团与多变的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领导集团稍微左一点，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腐败堕落的老路。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局面，党国体制不得不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政治要求。 在跨越新民主主义秩序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基本完成了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没有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 

    3、社会主义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业帝国的废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工业化的平等社会。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集权制度在更加集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国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12]。

    在国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19.52%，1978年，这个比重上升为49.40%[13]，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中国共产党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14]。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国营工商业体系延续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企业管理官员和工人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完成情况。怠工的后果无须自己承担，可以转嫁给全社会。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偷懒的后果只能由本队的其他成员承担。农民无法向生产队之外转嫁低效率的平等体制造成的产出损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饿受穷，便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拥有强劳力的农户拉牛退社，被压制后转变形式，隐蔽为小包工之类的责任制，再变为包产到户，更进一步就是包干到户。当这一切都被批判后，剩下的便是集体土地上的怠工和对自留地的热情，以及平等的贫穷和农产品严重短缺。 工农业生产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强化非经济的激励-威慑体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里，农民对自留地的热情属于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多吃多占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管理官员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进一步定义为党内资产阶级；偷懒怠工属于私有制时代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坚持思想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上述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成效可观，但在较长时段的国际比较之中，则既不如市场机制那样有效，又不如市场机制那样充满活力和创造性[15]。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的体制承受着多方面的内部压力。一是农民对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农制度的追求压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团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兴趣；三是领导集团顺应上述压力向传统的管理方式复归的压力，这种复归是追求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自耕农制度和工业企业利润挂帅与物质刺激原则的让步和推崇。毛泽东认为，领导集团的当权派性质决定了他们是毛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为他们有选择制度改变道路的权力。作为对上述图景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毛泽东创造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毛式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压力，二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竞争压力。毛泽东坚信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竞争压力。这是关系到民族和领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历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竞争。由于苏联的官僚集团具有更显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征，毛泽东又有代替苏联为人类指明前进道路的宏伟抱负，国内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总图景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 揽子方案。毛泽东参照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泽东设计的道路前进。毛泽东坚信他设计的道路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文革就是凭借革命群众力量建立毛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制衡机制的努力。 在这种制衡机制中，毛泽东把劳动人民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个人民又要由他根据历史规律予以定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须与领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一致，正是这项苛刻条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与最极端的个人专断的汇合点。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这个微细的重合点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体制的确出现了许多偏离设计的失衡，但最严重的失衡是由强大自信的最高权力引发的。这是历代帝国战功卓著的早期统治者经常造成的问题。

    大跃进是由最高领袖发动，由农民承担主要代价的最严重的失衡。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根据自身利益和小集体利益安排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把他们与未收获的庄稼的利益联系切断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控制着，调配到原始的大炼钢铁试验中，调配到设计粗劣的兴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费。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试验加速了集体粮食储备的消耗。

    大跃进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下降。毛泽东被迫放弃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高指标，降低了农业领域的集权程度，所有制单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产队，一度还默许了包产到户的存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力直接侵犯了干部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是毛泽东制造的半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对各种社会集团的合法权利的全面侵犯。这两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却没有建立文革发动者试图创建的治乱循环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机制。恰恰相反，各个社会集团对毛式社会主义的反感随着各自损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毛泽东的去世削弱了对异己力量的清剿、压制和劝说能力，旧的权利边界有了恢复的可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开放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中国的相对实力越来越弱[16]；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国内关系方面，干部集团的规模日益膨胀，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这是中国的体制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的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得到解决[17]。

    相对计划经济和国营工商业制度，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政府无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流通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政府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国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国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开放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并且逐步熟悉并接受了世界通行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

    在各个社会集团调整权利边界的同时，帝国时代官吏集团的老症状也表现得日渐鲜明。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逐渐扩张和强化，利用权力从各方面挤榨的油水，吸引并滋养了一个规模日益扩张的集团。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国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18]。

    国有企业做出了顽强努力，但是屡战屡败。国有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19]，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且，民营企业集团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适宜的公共产品及其产生机制。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他们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事实上，局部性的私下交易已经大量存在。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他们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同盟军。

    不能营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降低对劳动和环境的保护，以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高成本的制度环境，以维持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 

    总之，千年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千年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利益分配失衡和人口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这些无法挽回的破坏，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旧体制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自我改革，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可控制因而可靠可信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政治法律环境，挽救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千年帝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是帝国的掘墓人。

注释： 

[1] 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2] 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3] 《诗经·国风·齐·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4] 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论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5] 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6] 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7] 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8]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9]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80%（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0]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14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据计算，在近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至8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7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

[13]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5页。

[14]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1980年，每生产1美元的产值，中国耗煤2.90千克，印度为1.77，韩国为1.12，巴西为0.88，日本为0.51，法国为0.45，美国为1.05，英国为0.57，德国为0.49。（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转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页）

[15]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大陆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总数高达12000亿美元。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0—12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16]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1980年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7] 1985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产值比大包干前的1978年增长了将近3倍。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91.33元，1985年为397元，增长了2.07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986年）

据林毅夫计算，以生产队体制向家庭农作制度改变为代表的农村制度改革，对1978年—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贡献约为46.89%。（参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95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18]据2000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国际金融公司日前发表其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主要国际性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过去20年中呈指数增长，其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与国有部门几乎持平。

　　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如果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51%，再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贡献，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由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署资助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自1980年以来，其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

[19] “据有关材料估计，目前银行贷款中有20%难以回收本与息，有30%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难收本。这两项加起来，已达到贷款总额的50%左右。”（引自迟福林主编《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第30页，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1999）》：“据包括权威杂志《经济研究》在内的国内媒体透露，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的比率为20%左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