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德人格，即作为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是由某个个体特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的有机结合。道德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人们进入社会道德生活以后，在不断地处理围绕着他本人而发生的种种道德关系，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塑造而成的。其中，社会文化对道德的生成、调适具有重要作用。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人格的来源。

　　文化实践是人适应自然、满足自身、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全部活动，包括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和个人的生活实践。

　　道德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生活实践、知识的熏陶、个人自觉修养逐步形成的。

　　（一）文化实践是道德认知的来源。

　　道德认知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生活的理性反映和经验积累，是道德人格形成的起点。道德认知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调整其行为动机和现实行为的支持系统。

　　首先，道德认知是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在对道德的论述中，苏格拉底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提出“美德就是知识”。他认为一切美德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知识贯穿于一切美德之中“。一般说来，灵魂所企图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知识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如果在无知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1]（p102）无知的人不会真正有美德。从这一论断出发，苏格拉底对人的善恶进行了分析“，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学和做，就是有益的。如若没有理性地学和做，它们就是有害的。”[1]（p102）要使人为善，就必须使人有知识，美德必须伴随着知识。知识以反映、规律为内容，属于认识范畴；美德以善意、正义为内容，属于价值范畴，二者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角度的揭示，其中，道德认知处于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交界处，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美德，因而成为知识与美德的桥梁和中介。

　　其次，道德认知离不开人们的文化实践。人只有在进入家庭、社会生活以后，面对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由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经过一定的生活实践后，才逐步形成一定的道德认知。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p202）在实践中，上升到意识领域的道德认知作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引导着人们把以观念形态存在的道德人格表现出来，变为现实的道德人格，从而实现道德人格的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而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力的提高又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相结合，形成对现实道德关系的一种爱憎和好恶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经形成，就会具有强大动力，影响人的道德行为。

　　（二）文化实践是道德意志的来源。

　　道德意志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作出决择的力量和坚持进取的精神。

　　首先，道德意志作为一种人格力量，在使人摆脱动物性的文化实践中起了重要作用。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正是在寻求意义的文化创造的过程中，人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只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3]（p53-54）人的生产集中表现为对于对象世界的改造，通过改造对象世界，实现对于自己自然存在的超越。而正是意志支配着人的生产，使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实践锻造道德意志。人的文化实践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到自然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制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p53-54）在这一文化实践中，人把握两个尺度：一是自然尺度，人能够按照不同事物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进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二是内在尺度，人按照美的规律或文化的规律来塑造世界，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具体的能够令人愉悦和观赏的形象。这种二重性境遇磨炼着人们把握世界的道德意志。

　　（三）文化实践是道德理想的来源。

　　道德理想是指人们在高尚的道德追求中所向往的终极目标。

　　首先，道德理想是道德人格的终极价值系统。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指出“：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有宗教倾向，都有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这些前提“对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4]（p206）这里的“最终的假定前提”即是终极信仰。人有了某种最高理想，或宗教，或政治，或人生，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动机，而且还会使这一动机经过增强内化为人的使命感和庄严感。特定的信仰系统可以支撑相应的理想人格。

　　其次，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人的文化需求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现实的文化实践不能满足人的所有需要。

　　道德的发展源于人的文化生活的现实性与人的精神的超越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总要生活在社会中，人的道德理想离不开现实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永远是自由的，总想超越现实。要求过高、扼杀人性的道德理想是虚无的，但是现实化的粗俗形态就可能导致道德理想的世俗化。而一旦出现对理想人格和终极理想的真正否定，道德人格的修养就失去了意义。因此，道德人格修养总要在现实的稳定和精神的追求中获得平衡。人围绕道德理想不断展开文化实践、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是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

　　二、文化矛盾是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

　　道德人格的发展动力是指为实现道德价值目标，不断驱使道德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以实现自我完善和完善社会的动因，主要表现为道德需要与道德情感。

　　（一）文化超越产生道德需要。

　　道德需要是指人们自觉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内在要求。需要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5]（p22）道德需要是个体的一种高级需要，它是个人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价值，使人超越平庸琐碎的生活走向崇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的超越性促成人的超越性。人成为真正的超越性的存在，在人的真正的超越性的活动中，道德需要得以产生。

　　（二）文化冲突孕育着道德情感。

　　首先，当代的文化转向引发了文化冲突。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本体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呼声日渐高涨，拒斥现代主义文化渐成潮流，文化领域出现了后现代的转向。费瑟斯通指出“：如果‘现代’与‘后现代’是两个生成词汇，那么，很显然，前缀‘post’指的是继‘现代’而来，或是与现代的断裂和折裂，这个概念是通过反向区分的方法来定义的。不过，随着明确两者之间的前后关联，‘后现代’一词，更多的是强调对现代的否定，是一种认知的扬弃，它肢解和消除了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6]（p3-4）这种后现代的决定性断裂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

　　其次，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冲突而变得活跃。在现实的文化冲突中，文化本身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异延性等属性与后现代的思维方式相契合，文化域的外延不断扩大，人们的道德情感因文化的繁盛与不可捉摸而变得活跃而灵动，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道德思维的延伸和道德心灵的拷问。人们陷入多维的感知和深深的思索：眼下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正在遭遇着的是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期、此时此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面，人们似乎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实质上，这种困惑与自省正在酝酿着丰富的道德情感。

　　（三）文化革命促进道德解放。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p456）可见文化的进步是通向自由和美的过程。

　　首先，现代人摆脱了物质贫乏的同时，却陷入了道德困境。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通过内在的文化维度的发展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它以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微观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挤压着人们的心灵，挑战人们的精神自由。种种“物质第一”的特点，明明白白摆在现代人面前。一切“价值”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价值。这使得人们普遍讲求效率，追求成功，其衡量尺度变得非常物质化和金钱化。

　　其次，文化革命是实现道德解放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新批评派和右翼势力竭力否认当今社会文化的价值属性。詹姆逊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8]（p26）这种以实践否定信仰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信仰并未消失。

　　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所昭示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却终将来临。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走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这是马克思道德解放学说的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的文化革命不必否定物质的重要，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历史的进步。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从物质的贫乏中摆脱出来以后，如何避免人类的道德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现人类道德的彻底解放。

　　三、文化理性是道德人格的评价准则。

　　文化理性形成于历史传承过程，它将隐含在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权威榜样中的道德规范归纳升华，通过社会赏罚、社会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进行传播，激发人们的荣誉感和耻辱心，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道德准则。合理的道德评价准则离不开文化理性的支撑。

　　（一）文化理性引导文化人性。

　　首先，以理性引导人性，是当代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的当代发展蕴涵着理性与人性重新结盟的要求。在尼采看来，伟大的哲学应当具有艺术的功能，它解放人的灵魂，给思想插上翅膀，让人变得完整。[9]（p20-210）罗蒂认为，哲学不再是一种文化奠基活动，而是一种对人的教化活动。在文化的诠释中，人性被理解为人的一般本性，人只是一个抽象物。因此，不能揭示人的真实本质。而且，文化主题的更新换代经常使自身陷于矛盾而不得不自我推翻，这使文化对人性的要求日益迫切。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表明，理解人、说服人、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是文化理性力图开辟的前进道路。

　　其次，以理性引导人性，这不仅是文化本身的诉求，也是道德发展的需要。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技术理性对此束手无策，人们迫切要求文化理性对人类怎样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作出负责任的回答。文化理性应当指明生活的方向，使人们在高度物质化的生活中感受到幸福和安宁，这是时代发展对文化提出的要求。在文化与人的相互接纳中，人提炼理性，理性唤醒人性的自觉，理性与人性相携走向共生。在文化理性和人性之间创造道德人格的新生命。

　　（二）文化理性评判道德人格。

　　首先，文化理性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审视。文化理性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对自身道德生活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它形成人们的一种道德信念，并主动地将之付诸社会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文化理性具体表现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现实状况、未来趋势有“自知之明”；对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优势和缺陷“心中有数”。雷吉斯·德布莱指出“，20世纪是一个重视自己在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的时代。在21世纪，至关重要的将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文化中、信奉什么样的宗教、说什么样的语言。”

　　实际上，这就是指一种文化理性。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审视，道德人格体现了文化反省和文化存在的有机统一。

　　其次，道德人格的文化性，来自于文化传统的限定。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生存的应对方式，文化的限定就是生活方式的限定。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背后，都隐蔽着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在这种独特的生活基础上，就会产生独特的道德人格；同样，任何一种道德人格也都将面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向这一现实世界给出自己的提问，进而回应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道德人格是从文化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的文化性格，失去这一文化性格，道德人格就脱离了生活世界的支撑。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背景文化具有隐性的规范作用，他称之为“无意识的选择标准”，它用隐含的文化价值表达自己的文化意志，支配在这一背景文化中的教育精神及其发展模式。文化具有理性的规范作用，传统正是这种文化理性的代表。认识传统的文化理性，才能理解道德人格的文化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完善它，确证其文化合理性。

　　再次，道德人格的完善，取决于文化理性的评判。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并不必然具有高尚的人格。

　　这就是知识与人格的分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人并不因有了知识才有德性，而是因有了德性的智慧才使得知识的运用造福于人类。科学如果没有德性的智慧、没有终极价值的存在，将是盲目的，难以成为人类服务的真正力量，甚至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当代社会，进行知识、精神与伦理的价值整合，正需要文化理性和整体观念的人性的进一步结合。以文化理性保持主体的道德同一性。使道德主体克服因社会地位和生活变化而导致的处理利益关系的标准和方式的变化，预防因各种因素所引起的道德价值取向的波动，在各种诱惑下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

　　置身于文化时代，现代人对文化具有旺盛的需求，深受文化影响，其道德人格塑造应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化方式，深入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这就要从理性出发，为道德人格选择本土化的文化立场。文化传统规定了道德人格的文化起点，给出了道德人格可能发展的文化轨迹；它不仅限定了道德人格的文化内涵，而且决定了道德人格只有契合文化传统的内在精神，才能以一个合理的身份进行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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