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下]——兼论中国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3）使用他人的未公开发表的成果是人格不宽厚的表现。如有的学者把与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当成自己个人的成果直接在国内发表而不提其合作者。还有的学者在使用自己参与过的国际合作项目成果时不提供任何背景信息并把别人未发表的成果揉进自己的成果之中，使读者在看不到必要的论证的情况下无从理解有意思的结论的得出。这类的情况与剽窃有些不同，后者通常指抄袭他人公开发表的成果等，一般说来舆论和知识产权会对被剽窃者加以保护。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前述两种情况等的约束力很弱。在英国，发表合作项目中自己这部分成果无可后厚非，如果合作一方直接发表合作的成果或引用别人未发表的成果而不言及别人与公开抄袭他人公开发表的成果性质差不多。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是否愿意接纳他人和他人的观点还会受到体制的约束，因为没有基金会会轻易给钱搞重复项目，同行们都了解谁在搞什么研究。

    总之，中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对话应充分体现平等宽容的精神。学术研究规范化中的平等宽容的氛围一旦形成，它将有如无形的手会对学术界的纯净起大浪淘砂的功效，进而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在英国，体现平等宽容的精神的学术规范与其市场经济的商业规范一样都是逐渐形成的。在中国，这种氛围的营造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否形成这种良好的氛围关键在于观念能否更新，即以平等宽容的精神取代人微言轻和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还应看到，象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起初有许多的困难一样，若能获得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的扶持对形成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固然重要，而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律对加速其进程更为重要。


    鸣谢：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长期以来的学术指导； 托马斯 (Thomas J.W.Clarke) 参与了本文的讨论；程原对本文的充分肯定和对某些观点的批评；李铁映对作者在1999年5月1日在与部分留英学人座谈会上观点的肯定。他总结时讲到的“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文人要相亲不要相轻”即是对作者基本观点通俗概括。

    注释:

    [1]林毅夫明确指出过方法论的规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升到国际化的重要性。《方法论的规范化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 《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樊纲强调的基础理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书评》， 1995年3月，总第五期，第46页。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认为中国人类学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能够也应该和如何进入国际人类学的问题。见Rising to the challenge: for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页，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9月。
    [2]王斯福在前述文章中针对国内对弗里德曼在1962年做的题为“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讲演的含义的误读现象对此做了解释。他说弗里德曼的原意不是提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或对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构做比较， 而是以中国为例认为人类学家在对这样的复杂社会做人类学研究时应开放性地结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由于冷战的原因弗里德曼原文中没提后两项但含了这个意思），同上，第8页。
    [3]曹树基和赵世瑜都分别强调了其重要性。
    [4]张乐天也提到了这本书，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第71页。
    [5]1999年5月15-16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了题为“中国的分与合的人类学研究 (The Anthropology of Separation and Reunion in China)”的理论研讨会(由于分与合的讨论涉及到中文的分离与回归、分别与重
    逢和分散与聚集等概念，在没找到恰当的概念前在此只好暂用分与合来概括)。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在石瑞 (Charles Stafford) 的关于分与合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证研究对分与合进行了人类学的理论探讨。石瑞把心理分析理论引进人类学领域并用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文献及经验材料对分与合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专著待出)。与会者从心理学、语言学、中国的“本源”概念的社会文化文化内涵、出嫁和回娘家、兄弟分家、死亡、宗教节日庆典与怀旧和回归、告别过去与创造未来、地区或全球性人口迁移与回归以及港澳台的回归等广泛的论题作了专题讨论。此外，我会后才看到的麻国庆的《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一期），如果经过一些“包装”并介绍到会上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兴趣。
    [6]见注1王斯福前文，第14页；常向群的博士论文《礼尚往来—邓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网研究》（尚未完）(Lishang wanglai—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reciprocity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Deng Era )，unfinished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London。
    [7]虽然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民间社科研究刊物采用过这种做法，但终究未能保持下来。
    [8]在英国，专家(specialist) 是指专门从事某项职业的人，而不是名誉地位的象征。如搞社会学研究的可以叫做社会学家(sociologist)，水暖工也可以称为水暖专家。
    [9]梁治平对西方社会科学家做学问的开放的心胸和诚实的态度的赞赏（《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三期，第72页）和维护学术权威反对“文化霸权”的观点朦胧地表现出了这种意识（同上，1995年7月，总第六期，第60页）。
    [10]请原谅作者在应用过程中比例上的“洋”大于“古”。
    [11]学术政治系国内外通用的概念，恕不解释。学术商人即类似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或马基雅弗利式的缺乏商业规范的旧商人式的学者。
    [12]曹树基对《社区的历程》一书的第1-9章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3]方炼，“高校妇女组织在农村妇女发展项目中的位置和作用”， 会议论文（Workshop “Women organizing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 and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Women， Oxford University， 13-15 July， 1999）。由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学者著述和编辑的第一本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研究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论文集是出自中国女性之手，见参考文献，1999，Macmillan Press Ltd。
    [14]1999年夏有若干批中国女性学者分别到挪威、丹麦和英国参加有关妇女研究的学术活动。这本身就是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体现。
    [15]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把从政、经商和做学问比作走红路、黄路和黑路。学者看淡权力和金钱不等于社会看低它们。不同道路的选择是个人兴趣不同的表现，对权力感兴趣的的去从政，对金钱感兴趣的去经商，对真理感兴趣的去做学问，在价值观上没有高低之分。许多学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新选择了职业，如改行从政或经商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真正感兴趣并适合于自己的职业，而个体的社会角色的定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16]与“文人相轻”的观念并存的对海外学人的高期待现象同样有悖于平等宽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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