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的作品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展示为读者所熟知的。她的“人生三部曲”系列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以这个系列作品为中心,池莉在这期间的创作,构造了一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这种人生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营造的关于美好人生和理想生活的心造幻影,使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直面现世生活,更加执著地眷恋现实人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执著,也因此而不仅仅在于它的“美好”和“理想”,同时也在于包括那些并不“美好”和“理想”的部分在内的全部人生内容和构成要素。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人生无疑不是让人消极遁世,而是让人积极入世,只不过这种入世不是让人们去孜孜以求地谋取功名利禄,而是让人们去体验人生的全部丰富和复杂,以便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丰富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安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抚慰和升华。 

在“新写实”的浪潮过去之后,池莉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涉及到题材的转移、主题的调整,乃至叙事手法和叙事风格的变异等诸多方面,但作为池莉的创作的全部哲学支撑,即她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和由此所派生的对于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看法,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池莉所认定的这种社会人生哲学,在她的“人生”系列的“新写实”作品中,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知足”、“能忍”和“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是属于道家哲学范畴的一种“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冯先生认为,道家哲学尤其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庄子把世间的幸福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能够自由地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地发挥我们的“自然能力”,我们就能获得“相对的幸福”。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超越事物的相对性区别,达到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我们就能获得“绝对的幸福”。池莉的某些作品和她的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虽然也有某种超越相对性局限获取“绝对的幸福”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她的作品中的人生哲学模式,还是趋向于在现实人生中让她的人物通过世俗生活的体验去获取“相对的幸福”。 

也许池莉的这种人生哲学最初并非源于某种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书本知识,而是个人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因而在上述作品中,这种人生哲学就主要是通过一些普遍的人生经历(例如恋爱、结婚、娶妻、生子和日常生活等等)宣示出来的,并不特别针对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但是,当这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真的进入了池莉的创作视野,成了她的创作视野中的一道波诡云谲的人生风景,她的这种人生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面对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人生的一种理性回应。从本源意义上讲,道家哲学原本就是回应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的社会人生的产物,后世之崇奉道家哲学者也大半是因为自身正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人生变动之中。池莉的创作虽然已经远离了古代作家崇奉道家哲学的历史情境,但现实的急剧变动所造成的许多社会人生问题,却使这种古老的人生哲学依旧有它的用武之地。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文学对这些社会人生问题的回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顺乎这种潮流者,多让他笔下的人物追逐物质和金钱的成功,努力塑造这个商业化时代的弄潮儿,使之达于人生辉煌的极点。对这种商业化的潮流有所反拨者,则让他笔下的人物沉浸于旧日的理想和形而上的追求之中,以重建过去时代的人文精神来抗拒现世的物质化潮流。这两种倾向似乎都走了各自的极端,池莉的近期创作则如她所奉行的人生哲学,所取的是一条中间路线。这种中间路线既不让她笔下的人物远离人间烟火,在超然物外的精神世界中讨生活,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过分沉溺于欲潮商海,在物质的世界中实现人生的极乐。她既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机遇,满足各式各样的人生欲望,又不失时机地把她笔下的人物从无限升腾的欲望之巅拽落下来,使他扎扎实实地回到现实的地面。在升腾与坠落之间,她让她笔下的人物获取的是一种极为有限的“相对幸福”。这种“获取相对幸福”的方法或许已经偏离了道家哲学的原义,但却是这种人生哲学在池莉笔下的一种现代变体。池莉的近期创作正是以这种人生哲学的变体回应当下社会的诸多人生问题,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所说的池莉的近期创作,主要是指她近二三年来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中篇新作,如《你以为你是谁》、《化蛹为蝶》、《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等。与前此阶段的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后者如《烦恼人生》)不同,这些作品却一无例外地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例如《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的总体背景又显然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显然不是像刘醒龙和“河北三驾马车”那样,意在揭示城乡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是以这种确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她笔下人物生活和活动的世俗舞台,同时也将世俗生活具体化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种种欲望与诱惑,让她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载沉载浮,演尽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遍尝世间的万般喜怒哀乐,以此来显示她的人生哲学应对环境的特殊效用和力量。 

就追求个人幸福而言,池莉近作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无疑都充满着饱胀的人生欲望,《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工人陆武桥为了挣脱生活的困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会的餐馆;《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抓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遇,驰骋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经商。凡此种种,所有这些人生欲望,无疑都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是发展商品和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激发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些人物即使有再强烈的追求人生幸福的欲望,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内在冲动。现在,新的时代环境把这种内在的冲动变成了现实,这正是庄子的哲学中所讲的“获取相对幸福”不能不依凭的前提和条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庄子也讲过列子御风而行的故事),没有时代环境这个最大的“凭借”,追求人生幸福的欲望是不可能升腾起来的。池莉的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环境的这种依凭关系,一方面让时代给她的人物提供足够的活动条件,另一方面同时也让她的人物在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地去做他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尽可能地去发挥他的“自然本性”、发展他的“自然能力”。当他们真正做了他们所爱做的,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也就成了一个“幸福之人”。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池莉也确实让她的人物在各自的人生追求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在金钱和爱情这两个属于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的幸福的徽记的人生领域,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各自的成功。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挣得了一份可观的产业,而且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生的爱情;孤儿小丁不但在商场上成为巨富,而且在情场上也喜得知音;康伟业虽然在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感情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也经历过包括他的婚姻在内的几度爱情的甜蜜。凡此种种,正是通过肯定这些人物的人生追求及其在事业和爱情方面所获得的成功,池莉充分地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时代的世俗生活,以及人们对于世俗的生活幸福的积极追求。正因为如此,所以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气,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与那种在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的时代就高张反物质的大旗,在人生的欲望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时代就开始抑制人生的欲望的作品相比,池莉的这些作品确实更具现实意义。 

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然都是一些活生生的感性存在,既然他们都要凭借一定的时代条件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因而他们也就不能不受自身的存在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他们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这种获取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已经获得的个人幸福发挥到极端状态。这也就是池莉的这些作品为何始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到达一种极乐境界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所给予她笔下的人物的又始终是一种有限制的或受制约的“相对的幸福”。这种限制或制约的因素,在她的这些作品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例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与女博士生宜欣的最后分手,主要是因为宜欣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这其中当然也有某种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总之是因为对象的原因使主人公的幸福受到限制和制约,不能发展到极致,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自己的情人林珠的爱情关系的破裂,大体也是如此。其二是自身的限制和制约。例如《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在即将下海经商之时,本来存在着一种新的发展前景和可能性,只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足和过于书生气的原因,才导致吃亏上当。事实上,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也都是因为主人公自身存在着某种局限才会在他身上发生作用。其三是某种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例如陆武桥就是因为有众多的家庭成员退休或下岗在家而背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无法把他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到极致,使他真正成为众多家庭成员心目中的救世英雄。康伟业则是因为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史上曾经受惠于妻子段莉娜的家庭,才无法挣脱段莉娜的控制与林珠自由结合。包括王建国在与港商交往中的上当受骗,也与社会历史情况的复杂不无关系。除了这些方面的因素之外,也有如《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主要地不是因为自身和外在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是通过自我对人生道路的反省和思考,才幡然省悟,在事业和爱情的峰巅激流勇退,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进入人生的化境。无论何种情况,这些描写都表明,“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语),因此,人也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他的环境和对象(包括他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和制约,将他的人生追求发挥到极端状态。因此,人在现实世界中所能得到的,也就永远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幸福”。池莉的近作真实地描写了人在现实中的这种存在状态,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3 

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营造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到近期创作营造在升腾与坠落之间的人生模式,这其间虽然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无疑也有许多发展和变化。就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属于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的一些基本方面而言,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更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甘于承担和忍受生活的重压与矛盾,《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知足能忍,随遇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得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八十年代后期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中生存的印家厚们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 

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重视表现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语)的本质特征,更重视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他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印家厚们的“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现实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天之骄子、是生活的强者,在现实中总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物正是我们这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现实的满足。在这里,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她的人物设置的一个终极限度。这个终极限度也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标尺。她决不允许她的人物逾越这样的限度,一旦她的人物有逾越这种限度的倾向,她就要为他制造种种麻烦和障碍,让他接受生活的惩罚或对自己的行为反躬自省。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而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 

我个人认为,在道家人生哲学中,接受受动性的限制,知足能忍、安贫乐道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印家厚们能获得“相对的幸福”,不失为“幸福之人”。同样,发挥能动性的精神,使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然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池莉近作中的人物也能获得“相对的幸福”,也不失为“幸福之人”。二者都是“顺乎自然”的表现,都属于道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不过一者是外在的“自然”,一者是内在的“自然”,二者都不可违拗,二者都应当顺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所描写的无疑是属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人生模式,她的近期创作中所描写的人生模式则属于后者。这在池莉的观念中,也许只是从一种人生哲学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但从中却折射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因而是有其确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哲学模式都讲究“顺乎自然”,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能不以“自然”为度。外在的力量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固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内在的欲望无节制的过度张扬,同样也要破坏人的自然本性,也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因此二者都要加以调节和限制。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虽然没有涉及类似于“伤痕/反思”文学那样的反抗外力的社会主题,但却以“烦恼人生”的命题对长期存在的一种人为编造(主要是在文学和哲学中)的“美好”或“理想”的人生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须知,“人为”在道家哲学中不论是表现为外在的强力还是表现为普遍的理念,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都不符合“自然”的本义。在近期创作中,池莉同样主张回归“自然”的本义,但不是通过破除“人为”的理念,而是通过节制过分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欲,也包括因物欲的满足而带来的极度的精神扩张。对这两种意义上过分张扬的人生欲望,池莉的近作都取一种节制的态度,前者具体表现为“化蛹为蝶”的象征,意指在物欲的满足之后的精神超越和蜕变。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你以为你是谁”的命题,意指即使你获得了物欲的满足,也不等于你就可以君临一切人生领域。在一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时代,池莉的近作所构造的人生模式既不排斥世俗的生活追求和享受,又主张对人生的欲望有所节制和超越,以这样的人生哲学来回应当今社会,无疑具有一种警醒世道人心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人生和小说,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只能有一个位置。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成熟和壮大意义上的变化。那么他的小说与他个人的变化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他的表达范畴里写得更深入更深刻更广阔更厚重,却不可能有全新的本质上变化。”(《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与漫记》)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到近期创作,池莉对一种人生模式的探讨,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池莉的小说“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池莉确信“重复与盘旋形成风格”(同上),而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近期创作是池莉的小说艺术发展的又一轮螺旋式上升中的“重复与盘旋”的标志。 

“我总相信好小说是在重复中在盘旋中诞生的”(同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池莉的“如是说”,因此也就没有理由不把池莉的“如是说”作为对她的创作的下一轮“重复与盘旋”将要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的一种殷勤的祝福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