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历史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三个代表”
【 作 者】邓永昌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贵阳市委讲师团
【 正 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始终履行好执政兴国的神圣职责?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必然的历史性选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存在于一切社会的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科学地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执政党能否解决长期执政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事关执政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执政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从而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保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唯其如此，执政党的地位才能巩固，执政才能长久。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党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不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引发的那种剧烈冲突状态的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一面为主，相矛盾一面为次，是总体上的相适应与局部的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一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相适应的一面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呈现出总体上不相适应与局部相适应的矛盾状态的矛盾。
　　可见，在生产关系没有完全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尚未导致社会基本矛盾达到最激烈的冲突状态之前，在执政的很长时期里，执政党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样两类较为缓和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两类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虽然相对缓和，它们却同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生产关系就会最终演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导致政权瓦解。所以对执政党来说，在执政的大多数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这两种状态的基本矛盾。在执政的实践中，执政党如何千方百计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如何尽一切力量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始终保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执政的永恒主题，也是执政党的永恒使命，又是一切执政党面对的共同难题。
　　二、共产党执政长期探索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
　　解决冲突最激烈的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解决的途径，即通过社会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开辟前进道路。显然，执政的共产党是不能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去解决较为缓和的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是因为它们的矛盾没有达到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的程度。所以，即便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准革命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必定是一个错误。二是因为执政党倘若通过社会革命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等于自己起来搞垮自己的执政地位，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一般来说，只有与执政党尖锐对立的阶级和政党，才会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的政权，去达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目的。
　　那么，执政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长期执政面对的这样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因为在不同形态的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冲突程度和范围各不相同。执政党对基本矛盾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能力也各不相同。执政党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使它们始终处于相适应状态，这是中外执政党都大伤脑筋的难题。
　　共产党执政后，为了找到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在20世纪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便着手研究苏联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首开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到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70年代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一个改革的浪潮，以及80年代后期苏联再次进行改革，其实质都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为解决本国社会基本矛盾进行的一些探索。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探索因为走入歧途而惨遭失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同样为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率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开始了这一探索的历程。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路线，是这一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全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向一个高峰。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找到了一条根本途径，这就是党必须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坚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执政，通过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途径去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这样，党就能够不断解决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进步，保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永保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
　　三、“三个代表”揭示了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为什么按照“三个代表”执政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三个代表”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遵循的实践规律。纷纭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人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看似杂乱无章，无一定法，其实也有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实践规律，只是过去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的认识的制约，人们未能发现它的存在。“三个代表”理论的创立，将这一规律揭示出来，为人们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对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人尽皆知。但是对社会基本矛盾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什么本质联系，人们却缺乏深入的探究。其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天然的存在物。它们都是人的社会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创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创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又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解决它们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制造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源，又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归途；既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力量，又是阻碍解决基本矛盾的障碍性力量。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载体，社会基本矛盾对立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一旦人类停止了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基本矛盾也就停止了矛盾运动。
　　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发展，乃至解决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以，世界上不存在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既要到基本矛盾的实际当中去寻找，又要到人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
　　从人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制约。恰恰相反，尽管人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制造者和解决者，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经被人创造出来之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会反过来对人的实践产生制约作用。人只有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中，找出解决它们的矛盾的实践规律，才能找到一条解决它们的矛盾的根本途径。
　　“三个代表”理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在于它揭示了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与基本矛盾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三大动因。因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创造历史进程中，这三大实践活动尽管长期进行着，但只有当它们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它们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推动历史进步。否则，人们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就会遭到失败。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什么会产生矛盾?一般的看法，认为是由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的。这种认识虽然正确，但今天看来还需要深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范围看，有对科技的要求、对资本的要求、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对教育文化的要求等等。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看，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这些发展要求，就可能产生诸多矛盾。问题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什么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占主要地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众多矛盾中，什么矛盾是它们的主要矛盾?不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只是一般地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只是一般地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规律去解决它们的矛盾，并不一定能够凑效。我们只有抓住生产力发展众多要求中的主要要求，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有效地解决它们的矛盾。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命题启示我们，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居主要地位的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诸多矛盾中，生产关系不适应先进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其他矛盾，都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而产生的。
　　人们知道生产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生产力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层次的生产力都处于相同的活跃状态。在不同层次的生产力中，只有先进生产力最具活力，最具发展优势，总是处于最活跃的状态。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平衡，总是最先被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从而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其他矛盾。这是由整个社会历史的演变所证实了的真理。所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途径去解决。由此可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党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上层建筑却在不断发生变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经济基础起着三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是与经济基础同一性质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将其所包容的先进成分充分发挥出来，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今天人们看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几百年不断发展的促进下巩固和成熟起来的。所以，为了不断巩固和维护经济基础，执政的资产阶级要坚持独尊资本主义文化。另一种作用，是与经济基础不同性质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会唤起人们变革现存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中国“五四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都起到了这种巨大作用。因此，历史上执政的反动阶级，为了维护落后的经济基础，总要压制和扼杀先进的新文化的发展。再一种作用，是当意识形态的文化与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又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它会对经济基础起腐蚀破坏作用。所以，一切执政的阶级都要扼制落后文化，防止它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意识形态文化对经济基础的这三种不同作用，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产生两大矛盾：一是先进文化与落后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二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
　　在建立政权时期不太长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般情况看，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这时说的落后文化，指两类文化。一类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另一类是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完善，而这两类落后文化却对它起侵害和瓦解作用的矛盾。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则表现为这种水平的文化不能充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的需要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主要面临的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呢?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命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因为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中，先进文化起着如下决定性作用：(1)一个社会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要靠先进文化的力量为之开道。(2)一个社会新的经济基础建立后，要靠先进文化的力量去巩固它，完善它。(3)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总是由于其先进文化的失落。先进文化的这些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中苏两国经济基础的一兴一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与俄国在上个世纪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首先是得益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的广为传播，唤醒人们起来革命的结果。90年代苏联经济基础的崩溃，败祸起于苏共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的放弃。中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巩固，则维系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再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证明一个真理：先进文化兴，与之相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则兴；先进文化衰、与之相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则亡。执政党要扼制落后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侵害，只靠行政的力量去扼制，仅是治标之策。治本之道，则是靠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去淘汰落后文化和取代落后文化。可见，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先进文化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根本途径。
　　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凝聚人民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通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需要有实践的主体来承担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显然，这一任务必须由执政党率领广大人民共同来承担。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所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通过他们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创造历史的。无论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近代以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能够取得成功。我们也无法想象，改革开放20多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出这一段振兴中华的辉煌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主体。社会基本矛盾既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来体现的，又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去解决的。
　　因此，执政党能不能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带领他们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指出，工人阶级政党要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然而，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却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利益要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与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人民的利益要求又不一样。那么，作为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忠实地代表好人民的利益，将十几亿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呢?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题，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一命题深刻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代表人民利益理论的精髓。即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去保障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样，执政党就抓住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从党的历史看，凡是党比较好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人民的整体利益就得到比较好的实现，人民与党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党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而凡是偏离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人民的整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人民同党的关系就会疏离，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代表人民的利益，关键是要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障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作出的最好证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家发展更好，人民得到的实惠更多，广大人民群众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过去的20多年，恰恰是困难和风险最多最大的20多年。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成功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说到底，就是因为党始终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的凝聚了党心和民心，党才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力量与智慧。这表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领导人民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的创立，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找到了一条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要坚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时代怎样变化，党都能够带领人民不断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断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