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民观之比较研究
【英文标题】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Views on the Mass
　　GONG Yun-hong, KE Chang-ping
　　(Qujing Teacher's College, Qujing, Yunnan 655000, China)
【 作 者】龚云虹/柯昌平
【作者简介】龚云虹(1967-)，女（白族），云南洱源人，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00
　　柯昌平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00
【内容提要】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围绕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对人民的内涵、人民的作用、人民的利益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的总的认识和根本观点，形成了他们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人民观。学习、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民观，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积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英文摘要】It is the key to the victo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o correctly organize and bring into the play the mass's decisive role of creating the history. Having studied this problem,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 Ping obtained the general thoughts and basic perspectives on the content, role, benefits, and realizations of the mas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their perspectives relevant to and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关 键 词】人民观/为人民服务/阶级斗争/改革开放
　　mass's views/serving the people/class struggle/reform and openness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03)04-0001-05
　　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关注人民问题。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民观。所谓人民观，是指对人民的内涵、人民的作用、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实现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认识和根本观点。认真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民观，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民观的共同点和历史继承性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识到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问题上历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2]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扬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到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3]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开辟了更为广泛的依靠力量：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出发，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找到了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新途径；通过开放政策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和支持，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等等。他认为，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要在决策中贯彻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开拓出了联产承包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光明大道。从尊重和依靠群众实践出发，邓小平制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4]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毕生致力和追求的人生准则。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党，他要求全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5]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毛泽东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邓小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理想和追求。在他经历了“三起三落”后的第三次复出时，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明确坦言自己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做事的。他为人民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通过改革开放逐步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党内一些党员公仆意识淡薄、忽视人民利益、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6]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最终使邓小平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民观的发展和创新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但总的来看，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清楚，才导致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屡遭挫折，历经坎坷。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民观。邓小平就是在探讨和明晰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
　　　　（一）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划分“人民”的标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看法也不同
　　1、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差异使两位领袖有了不同的“人民”标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因此，要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不容否认，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反复。在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是正确的，由此决定了他对敌我矛盾的认识是正确的，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但在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后期，尤其是在党的“八大”以后，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7]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赋予了“人民”以独特的内容，从而明确了人民的划分标准。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8]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的范围进行界定之时，也伴随着对“敌人”范围的界定，这恰恰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反映。从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以及特定的“人民”内容出发，虽然毛泽东历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却在依靠什么样的人民群众上出了问题，毛泽东的这一失误比较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认识不足，使得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甚至将知识分子排除在“人民群众”这一范围之外。同时，由于毛泽东十分自信自己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把党内一切持不同政见的人都视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者，并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人民内部的大混乱，严重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一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丰富了毛泽东的“人民”标准：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政治意义，使“人民”的划分具有了双重政治标准，即除社会主义标准（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是赞成还是反对）外，还有爱国主义标准（对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二，邓小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一切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人们都纳入到“人民”的范围中来，赋予了“人民”予更多经济的意义。他认为，新的变化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全面把握人民的内涵，不仅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还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新时期“人民”的划分除了政治的标准外，还有经济的标准——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标准紧紧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主观认识到或只有客观效果，只要一个人对社会主义发挥肯定作用，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他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据此标准，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条件下的雇主阶层、香港、澳门的剥削阶级（尽管数量和存在范围都很小），也被纳入到新时期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人民”的内容之中。同样，在处理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邓小平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方法”，以“同志”的态度正确认识和解决党内认识的分歧。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大大丰富了毛泽东的人民标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2、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认识差异使两位领袖有了不同的人民根本利益现
　　在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上，应该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共同之处，即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但在对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毛泽东在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和表达上曾经有过严重失误。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要解决了反修防修的问题，“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得到了保证。二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9]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大都侧重于从生产关系或从社会主义的制度方面，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发展，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上，毛泽东把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理解侧重于完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使劳动人民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获得彻底的精神大解放，成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句话，毛泽东在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解上，错误地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生产”的公式，就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任何违背这一公式的主张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9]为此，他特别强调人民物质利益的一律平等，主张分配上的大体平均，反对物质刺激，反对多搞个人消费，主张多搞集体福利，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观点，即小生产的平均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平等的乐园，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种对人民根本利益内涵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迟缓，人民过着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生活，人民利益实现的程度较低。
　　邓小平克服了毛泽东单纯从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从而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内涵。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两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其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邓小平指出，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人们在物质上的富裕，也是精神上的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与毛泽东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从思想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人民的物质利益摆在了首位。他一再批判“四人帮”一伙鼓吹的“贫穷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以最大的利益。他说：“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当然，新时期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它并没有否认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相反地，经济的进步必将为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进一步满足人民的精神利益。
　　　　（二）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差异使两位领袖有了对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以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道路的不同选择
　　尽管毛泽东、邓小平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注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者都强调要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毛泽东、邓小平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进而使得两位领袖在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以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途径问题上产生了差异，并造就了不同的两种结局。
　　1、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认识在实践中与理论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脱节，进而使阶级斗争成为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更多地侧重于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的制度方面，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上的失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也会冲淡他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从而使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譬如，包产到户几次兴起都是农民的自发要求，按照毛泽东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作风，他本应对此采取理解与支持的态度，但为此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表示，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10]同样，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不是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应由人民自主自立来完成，而是由上级包办代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割断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其自身利益的关系，这必然抹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干部作风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沉痛的教训，这最终导致了人民利益的落空。[9]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毛泽东主张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以及大搞群众运动等等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通过抓阶级斗争，不断批判右倾，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把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政治领域，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引导到了“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中，其结果是让我们付出了生产力几十年停止不前的惨重代价。当然，毛泽东在头脑冷静的时候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又过分相信了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民群众中有极大的政治热情，只要将提这种热情焕发出来，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我们就有了致胜的法宝。”[11]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在发展生产力的途径问题上主张依靠“抓革命，促生产”，“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政治挂帅”以及大搞群众运动等等，从而又回到了“人与人斗”的思路上去。这些都极大地抑制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
　　2、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找到了一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新途径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3]他同时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要通过“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而且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人民群众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去进行创造历史活动的。割断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的联系，就必然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努力的积极性大大丧失。因此，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彻底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根据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本来意义上的复归。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干劲。在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刚刚开始之时，邓小平就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九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大胆地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要善于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人员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来，充分体现出邓小平的世界人民观，即世界历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他主张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团结国内外的广大民众，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同的是，邓小平不但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内涵——“共同富裕”，而且探索到了一条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邓小平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革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寻找到了确实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他同时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它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步骤上拉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要让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富裕起来。邓小平最终探索到了一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自身利益的实现达到完全统一的有效途径。
　　［收稿日期］200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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