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我的《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已初步涉及），我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17世纪至今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整体变动过程，也会重新审视描述这个变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理论。这个所谓的新角度依然是检讨处理经验材料的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混合社会的方法。本文着重谈三个问题：一、是准确界定资本主义的概念和基本规律性，这是进一步科学具象思维的基础。在这方面《资本论》总体上比较合乎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而后来的一些发展和修正的理论则没能做到概念的前后一贯。二、是探讨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关于利润率变化的规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的偏离状况，说明其变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过去的想象，以及现实社会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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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 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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