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只有靠自身消费水平的增加，让公众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0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轨迹中，在不少年份都不同程度提及扩大内需的问题，但是像当前这样强调内需对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性则尚属首次。
　　一直以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投资热潮不断涌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高，2005年度这一比例高达48.6%，对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投资一直延续着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在投资的回报水平持续偏低。
　　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波动比较剧烈，从而相应带动经济增长的起落波动。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对若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紧缩是必然的政策基调，这样，原来过分依赖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就面临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日益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其中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近几年均为60%以上，外贸依存度也很高。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使国外消费者享受了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失，同时也导致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只有靠自身消费水平的增加，让公众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扩大消费，居民、企业、政府都有责任。从消费主体来看，中国消费率偏低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居民，还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事实上，居民消费量增速比较稳定，而且其在整个国民消费额度中所占比重达75%以上。而在过去几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非常快，年平均增长率达15%以上，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企业的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也非常高，累积了大量的未分配利润，占GDP比重达到20%。政府集中了很多资源，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累积，而这导致了这两个经济部门较高的储蓄率，自然影响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和消费的扩大。
　　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寄期望于居民、还需要通过特定的政策措施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政府应该更多地进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缓解当前公共品供应不足的突出社会矛盾。企业也应该将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转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将其统统都用于投资。
　　尽管农民占据中国人口总量中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其消费额却占据相对较小的比重。从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但是长期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弱势产业，却支持了中国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于当前的财政收支结构等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应当开始进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新阶段。要扩大农村的消费，不能仅仅从农村自身、农民自身想办法。
　　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占整个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非常小，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
　　扩大农村消费要从农村以外想办法；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增加其可支配的非农业收入，这样扩大农民的消费才有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城镇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对于解决农村消费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展开，但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还将增加1亿多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就需要我们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各种政策和社会壁垒，这不仅从微观上是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从宏观上也是促进消费扩大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