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艺术产品是人类精神审美活动的物质生产体现。研究楚国区域性设计艺术文化审美特色离不开对同时期“人”的精神生产活动的研究，楚辞是楚文化的一朵奇葩，“辞”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活动，因此研究楚国设计艺术特点离不开对“辞”的研究。

艺术源于生活实践，反映了生活中的“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生产条件。区域性、传播媒介的不同既促使了各国艺术文化的融合及相互的影响，也导致了各国艺术文化的差异性，这才有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古代工艺品；才有各不相同、构思精妙、技术精湛的工艺造型语言和表现手法。

1、条件分析

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从时间上讲，自殷商早期，楚政权开始和北方政权（主要代表了黄河流域文化）有了接触，直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开始发展，到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早中期渐渐繁荣，战国末期，楚国衰败。即楚艺术发展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近500年的历史。设计在线.中国

从历史的地缘关系上讲，楚最早建国于荆山一带，楚文化以两湖为中心，文化遗迹在湖南、湖北、河南居多。楚庄王、楚怀王时期国家疆土兼并扩充，扩张的过程中楚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来自北方中原、东南部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邻区域的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艺术因素[1]”，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楚国出土的文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其中的青铜编钟、尊盘、联襟对壶、鹿角立鹤、漆木衣箱等堪称国宝；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龙凤妇女图，子弹库出土的男子御龙图；故楚郢都现江陵一带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鸳鸯豆、越王勾践剑、木雕镇墓兽、虎座立凤、辟邪等；荆门的兵太岁同戈；河南淅川县楚国贵族墓地出土的王子午升鼎、我国迄今发现的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早的青铜器云纹铜禁；直至西汉仍广泛流行的楚式山字镜。楚国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的种类繁多、工艺精美，可谓熠熠生辉，中原列国望尘莫及。

就南北文化的区别而言，南方重感性，北方重礼尚理。孕育于南方的《楚辞》、《庄子》、《山海经》、《淮南子》中充满想象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记述了风神飞廉、御日神望舒、河伯、湘君、湘夫人、雷神等，辞采铺陈华丽。而源于北方的《诗经》、《论语》，艺术作品古朴、浑厚，有现实理性主义的气息。

拂去两千多年的尘埃，当楚国艺术品以生动的直观形象屹立在世人面前时，似乎为我们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展现着楚国在绘画、铸造、冶炼、雕刻、舞蹈、文学等艺术设计领域的巨大成就；再现了那个个性张扬的年代，楚人浪漫、深情、飞扬、激情、又带有些许悲壮的情怀。

2、从“楚辞”谈起——浪漫型美术特色

“‘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不受为表现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2]” 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文字符号的组合——诗、词、赋所表达的观念本身不会受到物质载体的制约，从而成为心灵的纯真的独白。

从“楚辞”谈起的意义在于，由于艺术品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情感表现方式，艺术品就包含了情感性和物质性的两大基本方面。将情感性和物质性剥开来分析，艺术品通过物质材料真实、感性形式体现创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辞”的表达情感方式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因此通过“辞”的情感性有助于理解艺术的情感性。设计在线.中国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月。[3]”屈原的情感具有共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楚人普遍的情感特征：狂放的，潇洒的，不羁的，炽热的，驰骋于天地间任逍遥，可以“驾飞龙”、“杂瑶象”、“扬云霓”、“鸣玉鸾”。

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情感内在本质体现的是个体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冲突带来了情感的迸发。通过艺术创造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虽说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楚地创造的凤是昂首展翅欲飞的，是最充满神采的。“鹿角立鹤”（发掘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鹤的身躯无比修长优美，鹤翅伸展开来，翩翩似乎欲飞升腾空而起。“人物御龙图”中的人物驾玉虬，伴仙鹤，顶华盖。楚人的艺术更加充满了动感，富有意味，让人从有形的物引起无穷的回味。它们不是描绘客观世界的产物，而是表达主体炙热情感的工具。

3、审美的感性形式：“意像”

艺术的本质：“艺术是艺术家借助于某种感性媒介物进行构形，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像世界的活动。[4]”艺术品的设计创作过程是艺术劳动者将理性的内容通过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分析设计艺术品呈现的“意像”，关键在于三个问题：①“意像”的代表形式，②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③决定“意象”指向性的“意向性”，④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像”的艺术审美特点。

①“意像”的代表形式——凤 www.dolcn.com

《说文》有“凤，神鸟也，…蛇颈鱼尾…燕颔而鸡喙…”。凤鸟仰首展翅，气宇轩昂，神秘、飘逸，不失端庄。与代表黄河流域文化的龙（如秦国就尊龙尚黑）相比，少了一份磅礴的气势，多了一份清新的灵巧。楚人奉凤鸟为祖先。“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白虎通?五行》）祝融即传说中楚人的祖先，为一凤鸟。《离骚》中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其中“飞廉”即“蜚廉”，乃神话传说中的风神，身为凤。

凤这种图腾符号在已出土的楚文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可以说无处不见凤或是凤的变形、抽象。如“凤立虎座”（见图1）为木质圆雕，黑漆为底，黄红黑形成明快的对比，金、褐、白相间其中，虎纹和凤羽色彩艳丽；凤圆目尖啄，长脚长颈，翅化鹿角，昂首欲飞，虎四肢屈伏，卧底为座；凤激昂，虎矮小，整件作品栩栩如生。如果按照图案征服说，楚人尚凤，巴人尚虎，凤立虎座，象征着楚人对巴人的征服。此外还有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的“三头凤”纹绣纹样、曾侯乙墓中的漆器上的凤鸣纹、云凤纹等等。

②艺术审美形式的创作手法：异化

楚国艺术品不是对自然的摹写，而是通过“异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的次序感，与普通的自然物产生区别。让我们不是去认识“艺术品”描绘的是什么，而是在于体会“艺术品本体”代表了什么。

以楚地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进行说明：辟邪（见图2），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根雕，是一只走动的异兽，头似虎，四条腿雕成竹竿形，其上分别雕有蛇、青蛙、蜥蜴、鸟、蝉虫，一只由六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合成的怪兽。此外，非常典型的还有镇墓兽（见图4），又称“土伯像”，是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以木胎为主加以彩绘，形态诡秘。

异化的过程是从再现到表现的过程，“所谓再现到表现，就是具体的形象变而为抽象的形式。”“写实的动物形象逐渐抽象化、符号化而变为几何纹样。这也就是，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地由内容到形式的沉淀过程。[5]”异化的造型手法有：

（1）将现实对象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分解抽象出来，通过重复、连续、夸张、对比、象征等二维平面装饰手法的处理，达到夸张绚丽的艺术效果。如凤、龙的爪、啄、首、羽、翎眼被抽象出来，变形为云，作为艺术品表面的装饰元素。或者组合形成新的二维图形，如“三头凤”纹绣纹样中，植物草木的叶、茎与凤身相结合。

（2）通过对自然对象的分解组合再创作，产生新的三维造型形式。如鸡头、蛇身、虎头、鹿角、孔雀尾羽上的翎眼，各种佳禽异兽变换成一新的整体。www.dolcn.com

③“意象的指向性”：巫—人神相交与道

艺术创作是一种审美意向活动，意象传达了一个感性的世界，反映了审美主客体之间意象性结构关系。面对同一个“物”，不同的人的“意向性”选择是不同的，也就构成了不同的意象。存在楚国的“巫”就是影响了楚国人“意象性”的一大因素。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国处于山林皋壤之地，直至战国仍“信巫觋，重淫祠”。而周朝奉礼，对巫、神的依赖逐渐淡化，“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较浓厚[6]”。当中原地区巫教神祠的色彩渐退，而楚地的巫文化长久不衰，楚人长期沉浸在一个充满想象、热烈、奇异的神话氛围中。因此，在对自然从再现到表现的过程中，艺术创作的“意向性”带有明显“巫”的影响。

（1）作为创作题材，比如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楚缯书”(见图3)，内容“分三部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记载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包含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巫思想。

（2）人神相交的巫术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的通灵思想。山川河流、草木鸟兽成为人神相通的载体，万物皆有灵，万物皆可相通。这种万物并生，万物齐一的思想解释了楚国艺术品创作“异化”的根源。

④艺术审美特点：以“丽”为美的楚国造型艺术的特点

陈望衡曾经提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美是多姿多彩的，有的恬淡简约，有的富艳、繁缛。这种富艳、繁缛之美，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一个概念，这就是‘丽’”。“与其他审美范畴相比较，‘丽’似乎更侧重于形式美，也不是所有的形式美，只是某一种形式美。[7] ”但陈先生所说的“丽”特指的是齐梁时代的特色。宗白华先生则专门指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彦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错采镂金、雕椝满眼’的美。[8]”

楚国艺术品的“丽”并不是指壮丽，而是指“秀丽”“艳丽”带有“灵气”，可以说是艳而不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丽”，而是一种奇特的，具有生命力的，富有创造性的丽。那么，楚人所创造的“丽” 独特之处具体体现在何处呢？

楚人在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方面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中国艺术传统是以“线”作为造型的要素，不同于西方造型中的“体”、“面”。楚人对线的运用——尤其是曲线、弧线——可谓是得心应手，线的神韵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品在实用的基础上强调曲线的变化、装饰效果。如“王子午鼎”的器腹加以束腰，器身变直为曲，形体的空间变化更为丰富。

色彩方面，从楚人最擅长的漆器工艺中可见一二。主要是黑红二色的运用，其间点缀金色、蓝、绿、黄等色。这种特点在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二十八宿图》漆木衣箱、漆鸳鸯形盒、漆盖豆、皮甲胄、马胄、墓主内外棺等不离黑红二色。在楚人眼中红黑这种强烈鲜明的色彩对比更能表现出富丽典雅的感觉。

在构图布局方面，楚人比较注意次序感和对称性，早期的绘画采取一种平铺似的平面构图，缺乏三维立体感，图像注重外轮廓的描绘，画面形象感觉如轮廓剪影，但画面布局合理，主体之外的间隙填充着变形的云纹、兽纹，画面饱满；中后期的绘画对画面形象前后关系的处理有了更大的发展，用线条刻画主体形象位置关系的边缘，用不同分量感的粗细线条表明画面元素的前后虚实关系。

楚人素尚瘦秀之美，好“体如游龙，袖若素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招魂》中亦有所述，“姱容修态”、“小腰秀颈，若鲜只”，那是对线条美、仪态美、韵律美的追求。而楚地的帛画中的龙、凤、鸟、兽、人、鱼或亭亭玉立，或高冠长佩，皆是衣袖窈窈，体态轻盈，精致细腻，驰骋于天地之间，矫捷游走中尽显灵气，少有壮汉魁梧呆板之态。它的活力充满了自由气息，完全不同于北方艺术中那种理性的、克制的、遵循于礼法的美，可谓“浪漫与激情并存”。

4、结语：

“巫学给与艺术的主要是美的题材，道学赐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思想，骚学赋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情感。[9]”这段话揭示了影响艺术创作的多元化因素。

正是在这个充满激情的楚国，产生了搭建中国古代哲学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产生了楚辞、屈赋，并对后世的汉赋的产生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创作风格。楚国的存在只是历史的一小页的时光，但它的光辉却照亮了以后的两千多的世纪。让我们在文字中再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再回到那个浪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