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创造社与大阳社成员共同提倡“革命文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活跃革命文艺，推动了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此时，《文化批判》应运而生，于1928年1月创刊，主要撰稿人有成仿吾、郭沫若、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刊物内容以探讨文学理论为主，还登载一些政治、经济、哲学论文和文艺作品。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但是其中一部分成员受到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对鲁迅等作家进行批判甚至攻击，挑起了一场“革命文学”的论争。《文化批判》成为创造社同鲁迅进行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心。刊物后期因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而终刊，共出5期，虽只出版5期，但其影响力较大。这里将围绕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为核心的革命文学论争，进一步来观照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文化批判》，对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一、鲁迅与《文化批判》的关系 
    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一篇《艺术与社会生活》，这篇文章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的导火索。继而第2期发表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对鲁迅的攻击更加猛烈。1928年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针对《艺术与社会生活》、《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之后，论争围绕着《文化批判》愈演愈烈。在第3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署名麦克昂)的《留声机器的回音》，特别在1928年4月巧日的第4号上即登出四篇文章来回击鲁迅，分别是:李初梨的《请看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乱舞》、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龙秀的《鲁迅的闲趣》。郁达夫曾在致友人信中说:“鲁迅先生近来被普罗包围得厉害。”所指的正是这一阶段鲁迅所受《文化批判》的围剿。对于这些夹杂着漫骂的攻击，鲁迅被迫应战，冷静地理性思考，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给以反驳。除上述讲到的收人《三闲集》中的《“醉眼”中的朦胧》外，还有《文艺与革命》、《同在黑暗的路上》、《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路》、《通信》、《革命咖啡馆》、《文坛的掌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及《三闲集·序言》等。这些文章涉及到鲁迅在这场论战中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问题的分歧，同时对这谩骂式的攻击鲁迅也进行了尖锐中肯的反批评。 
    二、关于“趣味文学”的批评与反批评 
    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无产阶级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文化批判》反复提出，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认为作家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获得真正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才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但是，由于强调阶级意识，因此常常给对方戴上敌对阶级或没落阶级的帽子。他们批判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同时认为鲁迅的作品是属于“趣味文学”。这样的论断最早见于1927年1月16日《洪水》第3卷第25期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成仿吾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而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谨等创造的作品一概称之为“趣味文学”。事实上，鲁迅也同创造者成员一样，同样关心无产阶级作家的世界观，在说到作家主体方面，鲁迅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还曾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所以在作家主体世界观上，鲁迅历来是比较重视的，他所矜持的并不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所以武断地将鲁迅的作品归到“趣味文学”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创造社成员受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还是围绕着“趣味文学”，在《文化批判》上对鲁迅进行了一次“笔尖的围剿”。 
    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艺术与社会生活》，在文中举出了五四以来的五位作家，指出其倾向及同社会的关系。其中就有鲁迅。讲到“鲁迅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在文章中对鲁迅给于了批判，认为他的作品缺乏时代感，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属于“趣味文学”。第2期发表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对鲁迅的攻击更加猛烈。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问题时，李初梨对甘人的《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给以责问而间接地批判了鲁迅。李初梨讲到:“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简直毫不认识。这样的一连串的反问，无疑是对鲁迅极度的否定，也将鲁迅排斥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队伍。 

1928年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针对《艺术与社会生活》、《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趣味文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首先鲁迅戏谑地说:“他(李初梨)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阁在鲁迅看来李初梨质问他是第几阶级的人完全是荒唐的，立论更是荒谬的。他说:“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的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困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家只有参加革命斗争实践，才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鲁迅所谓照旧讲“趣味”，实际上是反指，他的真实含义是要继续写那“匕首”式的文章。在鲁迅对《文化批判》的“趣味文学”论调进行反批评后，创造社成员的回击更加猛烈。郭沫若(署名麦克昂)在《文化批判》第3号发表《留声机器的回音》，表示自己与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的思想“‘完全一致并夸奖李初梨把‘语丝派的’‘趣味文学’解剖得血淋漓地把它的心肝五脏都评枚出来了”。指责“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将”，“语丝派”的作家是“不革命的文学家”。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上登出《请看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乱舞》、《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鲁迅的闲趣》四篇文章就“趣味文学”来回击鲁迅，他们的观点大致都有所偏颇，并未真实而客观地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评判。他们把鲁迅比作“中国的唐吉诃德”，并反讽了鲁迅:“讲‘趣味’，便不至于与‘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冲突，还可向他们‘表示和气’，而且用趣味的幌子将已经十分锐利化了的阶级的对立在中国朦胧下去，那‘现在的主子’更会‘笑迷迷’。真是安全不过!所以还是‘照旧讲趣味’!‘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露色彩了”。鲁迅在1928年5月7日发表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总结了《文化批评》对他的批判，认为《文化批评》对其批评是纠缠在“籍贯”、“年纪”等毫不相干的问题上，带有严重的个人主观情绪，并对这种无理的批驳给以了讽刺，鲁迅讲到:“这次对于创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庄严’;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 
    三、鲁迅与《文化批判》关系的若干思考 
    首先，媒体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现代报刊为文学与社会搭建了一条快捷的通道。回顾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多是以报刊和出版社团为中介和手段，并由此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小说界革命”的成功、“文学革命”的倡导及实绩，都与新闻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密不可分。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就是以《新青年》为阵地。1928年，中国革命文学的论争和建设需要更深厚的理论支持时，《文化批判》应运而生，为鲁迅与创造社拓宽了批评空间，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时，新兴刊物《文化批判》也得以在这次论争中闻名于世。 
    其次，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使知识分子有了论争的可能性，也使其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进步。在论争中鲁迅写下了一系列的短小精悍的杂文来回应对方。论争给鲁迅的杂文写作提出了挑战，鲁迅不断的思考着适合时代变的文体形式，才有了《三闲集》中的优秀的杂文作品.郁达夫曾经评价鲁迅的杂文:“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同时这次“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给论争双方带来的都是思想的进步。在论争中，鲁迅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式、性质和方式等问题。论争之后，鲁迅又开始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予以关注，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书。鲁迅曾感慨的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革命文学论争给鲁迅的心路历程带来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从此开始了更具睿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