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和国成立后，很少有哪个人的纪念活动像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般规格空前。它犹如官方盛大的庆典。
在纪念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系列的筹备会议：1981年4月21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任委员，邓颖超、胡乔木、王任重、廖承志、陆定一、胡愈之、周扬、巴金、叶圣陶任副主任委员。1981年9月14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百年鲁迅诞辰活动安排就绪[1]。1981年9月17日，由160多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至25日为止提交170多篇学术论文。参加者有“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老专家，有中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还有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鲁迅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和翻译者。”[2] 1981年9月19日，鲁迅博物馆举行了剪彩仪式。1981年9月20日，在美术馆，举办鲁迅美术、书法、摄影、著作版本展览会。1981年9月21日，在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建人、叶圣陶等200多人参加。[3]1981年9月23日，中国文联、对外友协、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冷餐会，招待各国来宾和纪念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邓颖超以个人名义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4]此外，从九月中旬起，文艺界、各大官方媒体都全力密切配合。出版界也以十六卷本增订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诗稿》袖珍本、《鲁迅全集》外文版的陆续出版作为献礼。各地也有筹备组。[5]
纪念会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鲁迅的巨幅画像。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外国朋友、驻华使节、专家、记者、著名作家等也被盛情邀请。纪念大会由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大会上做首席讲话。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作长篇报告。各界代表六千多人参加。除了主会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置了分会场。
纪念会结束之后，官方组织编辑出版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整个纪念活动过程都具备了庆典仪式的形式感。
它选择了仪式的时间：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恰逢其实地相遇了1980年代第一年。在这个时刻，鲁迅的民族英雄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告别“文革”、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开端。正如鲁迅恰逢其时地辞世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民族魂的形象唤醒了中国人抗日的凝聚力，鲁迅在1981年度过诞生100周年，恰好迎接中国人建设民族国家的宏大理想。
它选择了仪式的地点：人民大会堂。仪式不限于仪式场合，民间的露天舞台同样可以成为仪式的场所，但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级的仪式场所，无疑赋予这个仪式以空前的规格。
它具有仪式的数字、序列和操演结构：各界代表六千多人。从国家级最高领导人、文艺界的领导和代表，到民主人士、外国友人。整个活动结构分为预前筹备会议、正式会议、会后的组织编排。会场以国歌宣布开始，由中共中央主席代表党中央做主旨讲话。这些数字、序列与操演结构以足够精心设计的方式，把官方操办仪式的纪念目的凸显出来，如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副秘书长林林，以官方发言人身份说：“纪念委员会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广泛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为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6]

它具有仪式的文化内涵：“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7]仪式的文化内涵从主办方的立场而言，旨在用仪式的形式来纪念一系列奠基性的历史事件。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表面看来与这一点无关。即是说，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不仅在仪式形式上力求成为一个辞旧的仪式，而且在内容上似乎也是一个迎新的仪式。至少仅从官方的讲演文本无法确定，因为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从官方的根本意图来讲，主要是为了中断鲁迅形象在“文革”期间鲁迅被神化的记忆，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整装出发。而且，官方的这一意图代表了经历“文革”之痛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愿：在精神劫难过后，没有人愿意在伤痛中流连，包括抚慰伤痛。如果伤口还在流血，亲历者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只能痛上加痛。在那个时刻，与其反思，不如忘却。只有当历史已经与反思者的记忆拉开了一段时间的间距，历史的记忆才会清晰地呈现。但是，官方告别“文革”记忆的意图显然不在于为了忘却的记忆，而是为了悬搁历史的记忆。更确切地说，它以悬搁历史记忆的方式否决了“文革”时期被神化的鲁迅形象，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神话模式的建构：鲁迅形象在百年诞辰仪式上被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之源。所以，这个仪式与对过去神话的回忆没有冲突。它依旧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活动的仪式神话：为了配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任务而操演。而它一旦成为重复性的仪式，也就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虽然它是以告别的方式在延续过去。

二

如果我们将《人民日报》为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献上的社论与建国后其它鲁迅纪念日所刊发的社论抽样比较，就会增加这个判断的确定性。通过这个抽样比较，基本上可以发现官方在每一次纪念活动中，政治话语背后的神话意味。即每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怀念鲁迅，而且是为了将鲁迅形象作为一个与现在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塑像。大体说来，《人民日报》纪念鲁迅的社论呈现了纪念鲁迅文章的格式化编码程序：第一部分，将鲁迅置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进程里，追溯鲁迅如何成长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共产主义战士。不过，究竟哪些因素构成鲁迅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则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而选择。第二部分，在政治型鲁迅形象的基本点上，阐释鲁迅精神的构成。不过，鲁迅精神要素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哪些要素成为阐释的重点对象，则根据特定阶段的政治需求而定。尤其，每一次纪念文章都要强调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但战斗的对象依据斗争的环境几经变换。第三部分，将鲁迅精神化为现实又具体的精神力量和行动方向。不过，具体化为哪种精神力量、什么方向，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规定。
1951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出了这样的现实号召：“为着完成毛泽东同志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坚韧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思想工作上加强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且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8]这段话语与当时官方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以及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在9月29日、10月23日所做的报告[9] [10]紧密配合。鲁迅被塑造成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从自由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因为1951年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权一方面激发了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国家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新秩序的重建：土地改革、新婚姻法的颁布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延伸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域提出了思想改造的计划，不久发展为思想改造运动。[11]
195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归还了鲁迅的作家身份并对战士鲁迅进行了体制内的突破性阐释：“他在晚年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并不因此而不把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也说成是正确的，把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也说成是错误的；相反，正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而严肃地反对浮夸、武断和宗派习气。”[12]在当代文学十七年的记忆里，这段话语达到了官方所能够承受的政治限度。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现场，就会发现它的勇气不是来自鲁迅精神，而是来自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双百”方针报告。[13]1956年的鲁迅形象被塑造为“双百”方针的自由话语神话。196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完全扭曲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14]这里，鲁迅的战斗精神被涂抹上了癫狂色彩。鲁迅形象已经成了红太阳神话中御用的红卫兵小将。1976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两个凡是”居于政治话语中心的“文革”后初始期，难免不将鲁迅形象作为新的造神工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15]

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重复了鲁迅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现代史中诞生的过程与鲁迅的精神构成之后，依然将鲁迅精神作为重点阐释对象。不同的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内容与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16]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上，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分明有一个新时期的鲁迅神话在复活。这个神话的内容讲述着已经讲述了好多遍的、有关鲁迅不会发生变化的、被神化了的神奇力量。但是，这个神话不再将斗争作为永恒的神话内容，虽然它也提出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或者右的思潮。这个神话教导说，文革噩梦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让我们一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虽然1981年这个神话是仪式主办方的政治策略，但当那些仪式的参加者在主办方的带领下，进入了这个神话之后，这个神话的神圣性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此后近十年，参加者都在重复1981年那场历史性进军，每年都要重温那个场面。但是，这样说，并非否认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作为新时期思想界大事件的形式化意义。即这个仪式依然重复了以往鲁迅纪念仪式的程式化、陈规化。只是它被深思熟虑地程式化、精致地陈规化。而这一切形式化的因素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要公开声称对过去仪式规则的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仪式已经完全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这样，整个纪念活动的确具有了“仪式”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7]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文革”后第一个十年举行，也历史地受到仪式规则的支配。所以，它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嵌入仪式之中的不变性仍然具有潜力。这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仪式的内在属性，规定了仪式操演和参加者与所演为何物之间的关系。

三

然而，应该看到，这个仪式不仅是形式化的，虽然它很快就成了个人回溯往事的象征，成为社会群体记忆的延续。因为当我们说一个活动不过是“形式化”时，它常常意味着缺少真诚与真实。而事实上，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是因为官方出于一时的冲动而被操演，或者绝对理性化地认真遵守仪式的一切形式化因素。客观地说，它在被操演与遵守仪式的规则时，注入了每一位参加者真诚、真实的理性化情感。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带领每一个仪式的参加者步入人民大会堂的瞬间，它确实寄予了官方通过这个纪念仪式带领中国人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愿望。这一愿望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的报告里被真诚地表达：“尽管我们党由于多年来的许多失误，遗留下成堆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好，尽管横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还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愈来愈相信，这几年我们党中央根据历史经验和人民意志所确定的路线、政策和各种基本措施，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18]
所以，它不仅是仪式，而且是部分意义上的纪念仪式。“纪念”一词，在《旧约》和祈祷书中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用来表现犹太人信徒在现在的生活中，回忆和复原其社群史中那些主要造型事件的过程。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这种记忆神话学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鲁迅的纪念活动更加明显。“纪念仪式由于这样一个主要事实而不同于其他所有仪式：它们明确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由于这个事实，这类仪式另有一个特征，而且是它们独具的特色。”[19]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仪式上，官方由于政治意图的选择，虽然不可能完全复活原型的鲁迅形象，但官方试图通过将鲁迅重新置于近现代历史存在中，从而描绘出鲁迅与现代国家同一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进而塑造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鲁迅形象新神话，复活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强国之梦。这样，在这个纪念仪式的背后隐含了官方如何处理社会记忆的策略：在当时的历史记忆里，以纪念的形式实现遗忘与以遗忘的方式重演纪念是官方的理性化情感方式之一。这里，“遗忘”其实构成了这个仪式含而不显的意义。

按照心理学解释：遗忘，有三种形式：真实遗忘、暂时遗忘、故意遗忘。真实遗忘，即记忆的丧失。暂时遗忘，即回忆的暂时无结果并不先天地意味着记忆的永久性“丧失”。本论文的遗忘显然不是指这样的内涵。它仅指“故意遗忘”，即鲁迅所说的“为了忘却”。“故意遗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忘，而是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核心体验，一种特殊类型的遗忘，即原则性遗忘。“它存在于扫除一切旧事物的愿望之中，希望最终达到可称之为真正‘此在’（a true present）的境界，标志了一个新起头的源头。”[20] “故意遗忘”倘若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悬搁。悬搁不是因为被悬搁之物并不存在，而是因为存在者对此物视而不见。
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仪式上，官方当然不会真实遗忘或者暂时遗忘刚刚结束的文革记忆和政治阐释学规定下的鲁迅形象所遭受的历史性创痛，但官方更切实的目标是现代国家的重建。“我们是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同志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包袱，还有这样那样的伤痛。”[21]胡耀邦讲话中这段描述性的话语，发自一位国家领导人内心的真诚情感与真实体验，传达了中央核心层所承受的重量及对知识分子的深切理解，也表明了十年浩劫里“文革”记忆的难以遗忘。但惟其如此，以遗忘的形式悬搁记忆更是一种当务之急。因为在官方的立场上，与思想的力量相比，行动更具有直接的、具体的力量。改革与团结就是最高的政治。官方1980年代的政治政策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实取得了实效，难怪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2]政治学的硬道理与思想史的软道理沿着不同的逻辑。而况，1970年代末随着对“文革”的否决，已经有激烈的言辞借助鲁迅关于“医药”的比喻，指向毛泽东、指向上层建筑。[23]在这种情形下，官方如何能够保障对于“文革”记忆的反思与追问不会危及现行的政治体制？所以，官方是以纪念的形式故意遗忘，故意遗忘是为了塑造新的鲁迅神话、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遗忘。它遗忘的方式就是悬搁。
事实上，官方在鲁迅诞辰纪念上所表达出来悬搁“文革”记忆的理性化情感在“文革”后不久就一同配合了具有导致遗忘的疏导举措。在知识分子沉湎于伤痕与反思之时，官方便在1977年末着手通过一件件历史性事件营造一个新时期“改革”的氛围。浏览这个时段的新闻，常常会出现激动人心的事件：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1978年3月18日—31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保证：“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24]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社论。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等6个单位发出《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8个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并转发《关于企业管理改革座谈会纪要》。1979年9月25-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举行，会议强调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79年10月30日-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致辞鼓舞了文艺工作者。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通知宣布了个人迷信的收场。1980年11月20日公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1981年6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客观的历史结论。此外，在这个时段，中共中央也在不断地为含冤的魂灵昭雪。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施新时期的具体行动政策，另一类为清算“文革”。通过清算表明：“文革”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期。而这一切政治举措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快让中国人从心理上进入一个新时期。让“文革”记忆成为新时期的史前史。

四

这样，我们在一段时间过后更加理解胡耀邦报告的深意。它悬搁“文革”记忆，紧扣新时期的工作重点、政治核心，把它作为现代中国的梦想、鲁迅逝世前的预言来实现。他请我们考虑“社会主义强国”与鲁迅所憧憬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之间的同一性。在此前提下，胡耀邦沿用了毛泽东版鲁迅的整体框架，又修改了框架里的内容：将鲁迅形象重构为一个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而服务的精神象征，即民族英雄的神话。它竭力回避文化专制主义的话题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因为，官方疑虑启蒙者鲁迅的批判立场是否会导致反社会主义。当时，官方还不得不面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意识形态洄流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样，胡耀邦的报告还是难以掩饰官方对于鲁迅形象重构的双重态度：既在反神化中复活鲁迅，又在复活后重新神化鲁迅。既注重鲁迅形象的精神价值，又将鲁迅的精神价值依然解释为一种政治阐释学的实用工具。例如，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所受到的怀疑倾向，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胡耀邦的讲话里多次引用鲁迅语录：“有的是把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错了位置。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脱离现实人民的斗争，用心造的幻影，编出几篇东西，借革命以营私。有的是对新社会发展和革命征途中难免出现的错误和曲折，不作分析。他们不懂得鲁迅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他们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作叫苦鸣不平的文学。”[25]不过，胡耀邦作为新一代过渡期党的领导人已经具有了新时期的新形象。无论从党的政策还是他个人的领导风格，都主张避免将精力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一个事例表现在他此前对于电影《苦恋》的处理态度上。“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该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26]这样，他虽然在鲁迅诞辰百周年的纪念讲话中，避免“文革”的字样，但个人记忆里还是警惕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总之，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为什么重构鲁迅形象？重构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官方在仪式举行前已经具有了确定性意图，这个意图具有明确的延宕启蒙者鲁迅出场的目的论色彩。进一步说，官方所纪念的鲁迅形象还是政治型鲁迅形象。它承担了两项使命：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提供精神资源；为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提供批判资源。前者是重点，后者为前者的保障。而若实现这两项使命，官方又以对“文革”记忆的悬搁作为策略。当然，这个策略暗合了中国人对于历史伤痛易于遗忘的民族性格。
注释：
[1]《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各项纪念活动陆续展开》，《人民日报》，1981年9月15日
[2]《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开幕》，《人民日报》，1981年9月18日。
[3]《民进举行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报告会》，《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
[4]《文联、对外友协、作协举行招待会欢迎来京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的外宾》，《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
[5]《各地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活动简讯》，见《鲁迅研究》，第3期，339-340页。
[6]《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各项纪念活动陆续展开》，《人民日报》，1981年9月15日。
[7]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51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8]《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9日。
[9]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0]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11]关于“思想改造”的含义，可以参看洪子城、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第23-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转

[12]《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
[1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14]《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见《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
[15]《学习鲁迅永远进击》，见《人民日报》，1976年10月19日。
[16]《鲁迅精神永在》，见《人民日报》，1981年9月25日。
[17][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49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8]胡耀邦：《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9月26日。
[1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0] [法]恺撒·弗洛雷《记忆》，第68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1]胡耀邦：《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81年9月26日。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 [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72页，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胡耀邦：《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81年9月26日
[26]转引自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45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