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接受和化用欧美新学，百年来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浪潮，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梳理新学传入的途径，辨析其在文学工作者理论视野中的落点，纠正前人的误读误判，对于我们在未来的世纪中化用外来资源，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都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我们文学的现状来看，类似"作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读不懂现在的文学"这样的抱怨经常可以听见。我想，在众多原因中，其中特别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外来文学、思想资源的盲目嫁接，缺乏对它们精神实质的深刻把握，导致精神产品与本土问题的隔离；二是批评家们的失职，即无论在促进创作，或是普及文学知识，提高阅读品位方面都缺乏建树。对于后一种现象，我认为其症结在于，今天众多的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学作品"文学性"的问题，即缺乏对具体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可以追溯到"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的话题。"新批评"坚持文学标准和批评标准，但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大陆却境遇不佳。考察"新批评"中国文坛的接受情况，梳理其混乱又模糊的面目，或许能够给我们遭逢困境的文学事业提供突围的兴奋点？

"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 Elias 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由于这些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因此当它们不再"新"时，"新批评"这个术语也就不必存在了。第二次就是本文讨论的"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新批评的诗歌理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其批评的方法论也为后来多种批评理论所吸收。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如今新批评不仅仅被看作是失势了、过时了和寿终正寝了，而且似乎还是偏颇和错误的东西"（1）。但对于那些反对新批评的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批评形式主义在（美国的）公立学院和大学中仍然是一个主导的教学模式"（2），而"当我们谈论具体诗作时，我们听起来仍象是新批评家"（3）。不论新批评在美国的兴衰荣辱为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从笔者现今见到的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研究、读者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文章寥寥无几。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心理分析学派、女权主义、读者-反应论、神话学派、以及各种"后现代"理论学说一时兴盛，新批评被迅速抛弃。无可否认，新的理论展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角度、新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研究可以用"'面的开拓'与'点的掘进'相结合"来概括。但研究的发展一定要抛弃对文学作品"文学价值"的评判吗？我们进行文学批评不需要标准，而要服从"相对主义"的理念吗？难道"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在今日中国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现实需要的土壤？

我认为，重新审视新批评，不仅为文学理论建设所亟需，而且可以帮助矫正时弊。本文不是对新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做全面的回顾、分析，而是专注于其理论、方法论的要点阐述，辨析对于新批评流行的误解，提出新批评可资借鉴之处，以供国内文学研究者参考。并且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学力和所见资料有限，本文对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的探讨，局限在大陆范围。

二、历史与误读

"新批评"取名自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翰·克娄·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并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等人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人愿意自动承认是"新批评派"，真正的当事人对这样一个含混的称谓并不满意，何况这个称谓后来常常跟另一个蔑称"土产的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新批评集团，学术界对于哪些人应当入选也是众说纷纭。入选的人物不同，"新批评"的理论主张也就不一样。这造成了对新批评进行批驳比较容易，而真正有益的学理探讨却变得繁难。国内现今有关新批评的著作论文，也常常在这方面出现分歧，这应当是造成对新批评理论学说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 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以及稍后一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前四人是新批评的开拓者与实干家，后两人则有更浓的理论家色彩。T.S.艾略特和I.A.瑞恰慈对他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前者早期的论著（如《圣林》）为他们提供了思想倾向，后者则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如《文学批评原理》）。这一群人的观点和方法远非一致。但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对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批评流派的反对：印象主义批评--批评家以主观的兴趣代替了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弄一些含含混混的诱导和暗喻；新人文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以道德作为衡量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实证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用考据和训诂去研究作品，用科学的因果关系去判断文学现象；马克思主义批评--批评家常常从经济基础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解释作品。在新批评家看来，这些批评流派都在回避批评的基本课题，即"评价"这个道德责任。他们坚持这样的信条，即"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介"，"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4），"没有任何东西能排除批评判断的必要性，排除对美学标准的需要，就象没有任何东西能排除道德或逻辑标准的需要一样"（5）。为了确立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新批评家们不得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经过多年的奋斗才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同时赢得了整整两代文学教师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既然要对文学作品做出"描述和评介"，必然要有一定的文学标准和批评标准。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co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但如果就此认定新批评家把作品看成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恐怕太过简单了。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是紧密相关的。由于作品是"我们对客观和喧闹的世界的经验的一种反应与评价，是我们对它的看法"（6），因此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感，同样是需要现实生活的经验逻辑来参考检验的。新批评的四个重要术语"含混"（ambiguity）、"张力"（tension）、"自否"（paradox）和"反讽"（irony），是新批评家对现代修辞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文学语言和结构的根本特性的总结归纳。另一方面，这些术语也是对作品"真实性"的要求。按照艾略特的说法，现代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作用于人敏感的心灵，必然产生精微复杂的感受；诗人因此不得不采用朦胧晦涩的手法，必要时还得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表现。而新批评这几个术语就是要求作品中包含、体现出现实生活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们是对作品中各种对立统一因素的描述、分析和总结。具备这些素质的作品才能够成为"真实"的作品,成为包容、调和各种对立因素的"综合的"（inclusive）作品。真实的文学作品可以传达对世界具体、丰富和完整的知识，给世界重新赋予肌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批评家对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和二十世纪英美现代主义诗人推崇倍至，并成为与现代主义（Modernism）相辅相成的理论流派，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却评价不高。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新批评家们，尤其是克林斯·布鲁克斯及其追随者，对作品展开了"细读"（close reading），考察作品的词汇、语义、韵律、结构、风格和作者的语调、态度等，追踪这些不同的成分如何相互作用以实现作品的意图。新批评的这些观点和方法不仅迥异于传统的学术研究和当时流行的批评流派，还使他们根本区别于俄国的形式主义和后来的结构主义。简单地指称新批评为"形式主义文论"是不恰当的。新批评的"细读法"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y）（1938）、《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 Fiction）（1943）和《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1947）是新批评派细读式批评和理论阐述的名著，在美国大学的文学讲坛中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地位，对文学教学与批评实践影响深远。但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最常见的猛烈攻击是指责新批评企图在文学研究中取消传统学术研究（Scholarship）的地位。在这方面，韦姆萨特与人合著的《意图误置》（1946）（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发误置》（Affective Fallacy）（1948）最为人诟病。雷内·韦勒克曾撰文指出，那些对新批评的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他"甚至怀疑时下的评论家们是否真的读过新批评家的著作"（7）。我看他的反击是很有道理。所谓"意图误置"，是指"把作品与它的起源混为一谈，是被哲学家们称做遗传谬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试图从产生诗歌的心理起因获得批评的标准为始，并以生平研究和相对论为终"（8）。"相对论"（或相对主义），就是放弃客观的规范化的批评标准。按照韦姆萨特的说法就是心理谬见，以主观代替客观，其矛头指向传记式批评、历史式批评、社会式批评以及传统文学研究，包括考证、训诂等。"感发误置是把作品与它的效果混为一谈（即它是什么和它做什么），是认识论上的怀疑论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它通常摆出一副比所有形式怀疑论都要肯定得多的样子。它以试图从诗歌引起的心理效果获得批评标准为始，并以印象主义和相对论为终"（9）。可以看到，两种"误置"都是指对"批评标准"的寻求。韦姆萨特用前者来反对将作者的意图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而用后者来反对将读者的主观感受作为标准。韦姆萨特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研究作者生平、意图和反对研究读者反应。克林斯·布鲁克斯的批评实践很可以证明误解之缺乏根据，但在此不妨方便地引用他对新批评的自我辩护："我决不是说某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作者生平的各种细节，欣赏趣味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学的程式和思潮的演变都明显地不值得研究探讨。这不是问题所在，虽说事实上一些被称为新批评派的人倾向于研究作品而不是作者，同时我们有些人认为文学的具体任务是解释和评价文艺作品本身。从奥斯丁·沃伦和雷奈·韦勒克所著的《文学原理》中借用"内在的"（intrinsic）这个词，我们便可以说，这种内在性质的批评应该同外在性质的（extrinsic）的批评以及一般的文学学术研究区别开来"（10）；"读者的反应当然值得研究。今天许多走在前面的批评家已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但是让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任何个别的读者，只会把文学研究变成读者心理学和对欣赏趣味历史变化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硬说没有一点有力的证据证明一名读者的反应比另一名读者更正确些，实在是绝望者的强辩"（11）。对于其他方面的指责，克林斯·布鲁克斯也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新批评指出了正统研究法的某些局限性，极力主张采用批评的方法。我认为提出侧重于批评并不是要取消语言学、文字批评、文学史或思想史方面的训练。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出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却迫不及待地得出了这个结论"（12），"只要从新批评家的角度稍稍考虑一下批评问题的性质，就足以看出，这种批评在许多情况下都大大需要语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帮助。······在所有的批评家中，他最需要运用别人进行慎密细致的研究而得到的成果。实际上，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批评作为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上述批评也正需要、并依赖于这些学者们出类拔萃的劳动。由此可见，只要不产生误解，新批评在原则上是一种与正统研究最少冲突的批评。·····我要强调，批评与正统研究在原则上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辅相成，我觉得，它们完全能够在一种神灵附体的怪物--完美的批评家身上理想地融为一体"（13）。克林斯·布鲁克斯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他的确可以栖身于本世纪最杰出的批评家之列。不幸的是，国内有的论著将他称为一个惯于玩弄"折衷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家（14），这恐怕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新批评的实干家们大概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15）。

尽管新批评的理论家和实干家都一直在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辩护，新批评最终还是在六十年代末被从欧洲进口的各种新理论夺去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多元的批评方法在美国繁荣兴盛。有论者认为新批评的失势全在于它自身的狭隘和僵化。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求新求变的角度上来看，新批评的失势是必然的。没有哪一种理论范式应该和能够永远称霸学术界，每一种理论都只占有部分的真理，人们需要多样化的角度和层面去观察、思考和评价问题。但是否据此就要彻底抛弃新批评的观点和做法呢？克林斯·布鲁克斯曾经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有些理论家指出了新批评派"情有可愿的历史背景"，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美国文化教育的种种情况需要这种文学批评"，但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学生是否在诗歌方面已十分精通而不再需要新批评派在四十年代'干得十分出色的那一套'了？事实上，全国范围（按指美国）的文化水平在继续下降"（16）。新批评派失势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和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社会哲学思潮运动联系起来。在一些新潮理论家看来，新批评家所持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文学立场是不合时代潮流的。这些新派理论家认为，对文学作品作出的任何价值上的评判，或者对任何文学标准的坚持，都可能意味着判断者在种族、性别、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优越感，是一种"死的白种欧洲人"（Dead White European）的价值观对评判对象的话语霸权。这种极端的新姿态往往跟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被笼统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ity）的东西还能走多远？我不敢妄说。但在中国大陆，"后现代"的热潮似乎已经退却了。三、新批评在中国

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界来说，新批评并不陌生。早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当时北京大学西方语文学系的助教袁可嘉，写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评论文字，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和《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上发表（八十年代末由三联书店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袁可嘉在这些文章中鼓吹"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现代诗歌"（17），提倡艾略特、瑞恰慈和"美国新形式主义"（即"新批评"）的文学批评方法。袁可嘉关于新诗问题的意见，是从对于当时中国诗坛的观察出发的。他所批评的新诗的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的批评大多采取社会批评模式，而且往往是判断式的批评，有时失之武断，过分强调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和想当然的作品的社会影响，而顾不上文学本身的价值和传统。袁可嘉认为，当文学主潮在逐渐脱离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向社会学靠拢的时候，应当注意绵延而成独立传统的文学本身。他坚持说趣味的优劣确实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永恒的品质确实存在，因此他反对"批评相对论"。袁可嘉同样认为印象派和浪漫派的批评也是不可取的，他提出了戏剧主义的批评模式和剥笋的分析方法。他强调和分析了文学批评中的"讽刺感"（irony）和"机智"（wit）这些概念（18）。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袁可嘉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当代传人。遗憾的是，四十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成为政治力量用以进行相互斗争的方便的利器，袁的这些意见在当时往往被误解，以为他是在反对诗的政治性；加之他论文的流传面也不够广，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不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后来被命名为"九叶派"的诗人们在当时的创作，与袁可嘉（也是"九叶"之一）的诗歌、批评理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互相支持，彼此促进。"九叶派"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人的诗作，在尘封了几十年之后，重新为人们所发掘，这些诗人诗作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文学研究界所重视。在"现代汉语写作与现代经验相结合"这方面，"九叶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的相互关系来说，新批评在中国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后人提供了化用西学以建构本土文学的丰富启示。解放以后，一直到"新时期"之前，中国大陆文艺界对英美"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采取排斥、批判的立场，理论的探讨几乎停滞，更谈不上直接运用西方学理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了。新批评当然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如新批评理论资源之一的T.S.艾略特就被批判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与西方话语有了接触，新批评才重新被发掘和认识。这次的发掘和认识，较之四十年代袁可嘉对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引进，应该说在规模上要大得多，系统得多，影响广泛地多。但前后两次对新批评的态度立场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引进，是由几个层面的工作共同承担的。首先是对新批评经典论著的翻译。如《文学理论》、《英国现代诗选》（选入新批评名著《理解诗歌》中两篇艾略特诗歌如《荒原》等的评注）、《小说鉴赏》、《"新批评"文集》、《新批评》、艾略特诗学文集》、《文学批评原理》、《朦胧的七种类型》等。《唐诗的魅力》是海外华人学者运用新批评的方法论解读、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姑且也把它算在新批评在中国的代表作之列。再者就是国内学者写作的新批评研究专著。如赵毅衡著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是一部对新批评做全面研究的的著作，可能也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研究专著。还有就是以著作和译本的前言、后记、编者按、介绍西方文论的专著的有关章节、学术期刊论文等形式出现的小篇幅论文和介绍性的文字。这些文章比较分散，而且数量也不多。就学术期刊而言，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艺类"），从1977年到1997年间，全国只有大约三十多种学术文艺期刊共三十多篇评介"新批评"的论文，其中还包含介绍法国"新批评"的文章。翻译新批评论著的工作其实是很不够的，很多重要的代表作如《理解诗歌》、《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等，国内至今没有中译本。这使众多文学研究者难得一窥新批评的全貌，大部分人认识新批评的方式只能是间接的，遑论掌握其理论方法的精髓，用之于当下文学批评实践。在评介方面，由于评介文章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主观性，难免以偏概全。我想指出的是，即使象《"新批评"文集》这样由权威学术机构和出版单位组织出版的著作，其编者按在评介方面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这样的确令人尊敬的专著，在持论方面似乎也有欠公道。我认为有关的著作、文章沿袭了国外新派理论对新批评的错误的批驳意见，同时造成了国内学者对新批评模糊、片面的印象。对其较大者，笔者已在前文做了辨析。

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译介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此时的新批评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影响式微了。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心头，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我想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追求学术话语的"通约性"不正是国内不少学者孜孜以求的吗？新批评作为老古董倒是满适宜的。

此外，在中国各大学的文学讲坛上，在文学批评的圈子里，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考据训诂的实证式批评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代传人；与新批评相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性纲领；再者，"唯心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大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背上了恶名，新批评在接受的过程中被冠以上述的头衔，这给它的理论传播和批评实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对文学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种对文学的一厢情愿导致了相当多负面效应。我想，这也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简单说来，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态，常常使他们对文学产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幻觉，这种幻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常常促使他们将文学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工具来使用，文学本身的特性、规律于是往往得不到尊重。回顾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人们不难发现这样明显的事实，即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所谓"新启蒙主义"，诗人、小说家大多在努力扮演，承担知识精英对大众启蒙的角色；而批评家则集中关注、发掘作品中的历史、文化、道德、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内涵，"文学性"不是人们兴趣的焦点。批评市场上需求与供应的双重缺失，导致了新批评迅速的退隐。
四、结语

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文学批评界经历了短暂几年的表面繁荣。各种"后现代"的批评理论纷纷登场，文学批评家则纷纷变成了文化批评家，批评文本脱离了文学文本，不再拘泥于对作品的阐释，而成为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理论的扬声器。文学创作则流派林立，文坛新秀努力寻找新的西方话语理论为自己的创作贴上合法性的标签，而不顾及他们的创作是否真正构成对艾略特所说的"文学秩序"的变革。"文学性"再一次受到冷落。令人尴尬的是，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诗人比读诗的人却还要多。

面对这种令人困惑的状况，一些学者发出了忧虑和警告：我们的批评患上了"失语症"。所谓"失语"，是指当今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霸权面前丧失自我话语的权力。在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和建构的过程中，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肯定离不开对西方话语的借鉴吸纳，而这又必须有一个从"生硬学舌"到"杂语共说"，然后再到"化合创新"从而建立新话语的过程。然而当下文学批评最紧迫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批评面对当今的生活现实和文学现实，作不出应有的切实负责的价值评判。文学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恰恰在于价值判断和意义分析。当今的文学批评，却愈来愈"个人化"、"私语化"，变成一种智力写作、技术写作或文本游戏。一些文学批评似乎过于追求个人趣味而拒绝社会责任，过于注重自我表现而摒弃价值判断，过于讲究话语风格和表达技巧上的个性化与创造性，而愈来愈疏离批评的本来意义，使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愈来愈严重。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回到现实语境中来，面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发言，作出价值判断和理性分析。这不仅是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文学素质和趣味的需要，也是促进创作的真正繁荣、产生文学精品的有力保证。在这个现实的意义上，重新发掘和审视新批评合理的内涵，运用其行之有效的方法论，积极展开对当下具体文学作品的描述和评价，我认为对矫正时弊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雷奈·韦勒克曾经撰文指出：新批评在捍卫"文学标准"和"批评标准"两方面进行过"英勇的战斗"。面临当今价值失范的文坛，我象他一样期望着，"这种战斗将来不得不再进行一次"（19）。

一九九九年四月

主要参考书志和论文篇目：

《文学理论》（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11月初版）《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小说鉴赏》（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著，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6月初版）《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赵毅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著，李敏儒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初版）《新批评》（史亮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唐诗的魅力》（[美]高友工、梅祖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初版）《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初版）《文学批评原理》（瑞恰慈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初版）《朦胧的七种类型》（[英]威廉·燕卜逊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

杨扬：《先锋的遁逸》（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五年六月号·第二十九期）蓝桦：《布鲁姆的新著<西方经典>》（同上）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同上，一九九八年六月号·第四十七期）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同上，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

James R.Bennett ,After and beyond `New Criticism'.Style,Winter92,Vol.26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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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 F.Dean ,A remarkable man ,a worthy biography.Sewanee Review,Spring97,Vol.105Issue2.

John L.Idol,Cleanth Brooks:Teacher,new critic,Faulknerian.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Spring97,Vol.29Issue 2.

Joseph Blotner,Remembering Cleanth Brooks.Southern Review,Summer97,Vol.33Issue 3.

Louise Cowan,Brooks and Warren:Understanding poetry in the new age.Southern Review,Autumn97,Vol.33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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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Gurney,The well-wrought critic.Modern Age,Winter98,Vol.40Issue 1.

Harold B.Mcsween ,Cleanth Brooks:Courtly enigma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Winter98,Vol.74Issu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