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多有诗词唱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的诗作。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观看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并以他与毛泽东特殊的文字交情，将此诗呈献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也观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见到郭氏的七律后，他也诗兴大发，于1961年11月17日挥毫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钓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这首和诗，据郭氏说：“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的。”[1]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郭沫若当天即用毛诗的原韵，又和了一首十律:

  

赖有睛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氏此诗，也经康生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郭沫若又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中说：

  

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也其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总之，在对待戏里的唐僧问题上，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认为唐僧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在读了毛泽东的和诗之后，他才深受教育，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看法，懂得“僧是愚氓犹可训”。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于此和诗下都是按照郭氏此说来解释的，以突出郭沫若的偏激而勇于改过，毛泽东的英明而善于诱导。

    但是，认真地分析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原诗，人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引郭沫若对自己诗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毛泽东的和诗实质是误解了郭沫若的诗句，而

郭氏对自己诗作加以曲解实在是有其苦心。以下就此试为论证。

    毛泽东对郭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当”，人们都理解为应当，认为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所以“真是值得千刀万剐”。下句“一拔何亏大圣毛”，人们都解“何亏”为“何损”，认为是说拔一根毫毛对孙大圣来说也没有甚麽损失。这样理解，就每一句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但将这一联的两句按此义联系起来看，就很费解。上句说唐僧应当千刀万剐，下句就应该赞扬孙大圣，为什么却说“一拔何亏大圣毛”？倘若“一拔何亏大圣毛”是说孙大圣打败了妖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只不过是拔一毛之劳，则这与上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意思实在距离太远，与剧情也不类。所以，以上对这两句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另求别解。

    笔者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的 “当”应解为“正要”、“将”，用以表示时间。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云：“当，犹‘将’也。”《仪礼·特牲馈食礼》：“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郑《注》曰：“当事，将有事而未至。”《孟子·离娄》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韩非子·外储说右》：“大公望曰：‘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吉，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史记·魏公子传》曰：“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又《留侯世家》曰：“横绝四海，当可奈何？”以上“当”字均与“将”同义。

“当”不但可以一般性地表示未来时间，还可表示现在即将发生之事的时间，如《太平广记》卷三二一《司马义》云：

  

义以大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教。”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 

  

同书卷一二九《王范妻》又云：

  

    晋富阳县今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 

  

这里的 “当”皆作“正要”解。“当去”犹言“正要离家”，“当出”亦同。郭诗中的“当”亦应取此义。

    “一拔何亏大圣毛”的“何亏”，人们皆解作“何损”，这也是错误的。 “何”可表感叹，可解为“多麽”。《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白头吟》“竹竿何嫋嫋，鱼尾何离蓰！”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里的“何”皆当解为“多麽”。韩愈《孟生诗》：“顾我多慷慨。”即顾我何慷慨。杜甫《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多”一本作“何”，“何”、“多”义近，故可代用。“亏”，侥幸之辞，表示藉以免除困难。《西游记》第十四回：”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李渔《奈何天·敕诓》：

“亏得你度量宽宏能受；我设身处地，委实难留。”“何亏” 即“多亏” 、“幸亏”，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种有利因素，避免了不幸或得到了好处。

    由此，我们可知，郭诗所谓“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就是说唐僧正要遭受妖怪们千刀剐肉之厄时，多亏孙大圣不计前嫌，施展神威拯救了他。只要我们将这一解释放到诗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便可验证其是否正确。

    诗的第一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对友刁”是说唐僧的糊涂态度。第二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税唐僧的糊涂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大圣，致使白骨精三次脱逃。唐僧伤害了朋友放跑了敌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联告诉我们，尽管他“对敌慈悲”、 “精逃白骨累三遭”，但妖精并没有放过他，反而使他面临千刀剐肉之厄；而孙大圣并没有因为唐僧“对友刁”，及“咒念金箍闻万遍”而弃其危而不顾，反而在唐僧将被“千刀”剐肉之时，大展神威拯救了他。道一联上句写出了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封友刁”的恶果，下句突出了孙大圣救唐僧于灭顶之时的深明大义，并进一步反衬出唐憎的糊涂。第四联两句直接对上三联的叙述进行评论，所谓“教育”是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也是对唐僧本人而言。如果第三联上句真的是认为唐僧“值得千刀寓剐”，那么这里还谈什么对“愚曹”“教育及时”呢？所以，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的解释更符合诗的原意，传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毛泽东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但毛泽东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毛泽东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毛泽东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

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毛泽东一贯引以为豪的。

    说毛泽东误解了郭沫苦诗的本意，最大的反证是郭沫若在其《“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诗》一文中的现身说法。郭沫若明明说“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这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权威，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势上，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许多同志，就是连刘少奇、周恩来在内，也都认过许多违心的错。而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临死还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郭沫若，其对毛泽东的驯服，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他不辩释毛泽东误解他的诗作而自认有错，这其实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一种必然态度。经过“文革”之厄的人，对此都是深有体会的。

    假如郭沫若当时有日记留下；假如郭沫若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真话；又假如这种日记日后会公诸于世，那么，笔者的这一分析也许会有可能得到验证。但是，就

是没有这些，我们从郭沫若的原诗里也还是能看出隐情来的。

如果笔者的分析是可倍的话，毛泽东和郭沫若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唱和诗作就确实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弄清了这一段诗中的隐情，我们便更能体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毛泽东、郭沫若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认识也就更深。

  

    注：最先提出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应作别解的是吾友李申博士，本文系受他的启示而作。特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 

  

[1] 见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  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