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晚年避居北京三里河，闭门谢客，世人难得一识韩荆州。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更有记载:“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一生没有留下自传，认为自传都是别传，不真实，因此谈论自己的文字也极少。幸亏《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记录了很多钱锺书早年的资料，几可当其自传来读。不过这篇文章，也是杨绛应胡乔木之请而作的。可钱钟书又怕“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为避免不必要的非难，他特别在此文稿背面写了一个短跋:“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钱锺书识1982年7月4日)。”

 
 
要在坊间找钱钟书传记，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台湾人氏汤晏，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1979年在美国初会钱钟书，后经常与之通信联络，遂成钱迷，并有意为钱立传，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代才子钱钟书》。本传记论传主平生及其作品、学术成就，哀叹“千古文章未尽才”，自有一家观点。但取材严谨，当是立传的首要原则。作者对传主平生历史细节的求证、澄清，多有他与杨绛的通信辅助，并有详细的注释以为印证、引申，充分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书成之后，深得杨绛嘉言:“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地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

就其观点而言，杨绛未必赞同。但作者认为，钱钟书生于忧患，20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生生毁了一个“三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天才”。尽管他留下一部为人传颂的小说《围城》和以西学方法治中国文学的《管锥篇》，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作者特别从《围城》说开去。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前者有一套思想体系和大理论框架，结构完整。后者文笔精美，观察入微，无所不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也说过，中国作家兼具刺猬和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个曹雪芹。照此说法，汤晏认为钱钟书本是狐狸，却想做刺猬，因此成全了《围城》。但钱钟书在1980年人民文学版《围城》“重印前记”中说到，“我写完《围城》，就对它很不满意。”他还提到待写的长篇《百合心》，已写成约两万字，可惜1949年从上海迁居北京时丢失了手稿，以后兴致大扫。钱说，“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汤晏又据此写道:“现在可惜的是，一部可能直追《红楼梦》的旷世巨作，终于未能面世。诚为中国文学史上无可弥补的损失，叹，叹。”猜测是容易的，因为它仅仅指向可能。还是杨绛的说法更为中肯:“钱钟书在创作方面，的确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发短心长’，千古伤心事，不独钱钟书的创作。”所以杨又说汤的设想属浪漫派，而她自己的设想则较现实。但也都是设想而已。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逝于北京。而本传记留下最大的假设是，如果钱钟书生逢太平盛世或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钱钟书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钟书呢？天才已乘黄鹤去，抛弃“浪漫”的假设，我们不妨吟诵英国诗人柯利的一句小诗:

死亡带走了一切

但夜莺愉悦的歌

仍留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