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批判与被重视
（约1949－1979）

1949年，中国的历史，从而知识分子的历史，都拉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知识精英的内部结构来看，原先的中心/边缘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化，尤其是人文和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仍然没有重大的调整。这里的关键是，江山易主，但政权的合法化机制未变，它依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承诺，这种承诺过去是中国革命（夺权政权）的合法化基础，现在依然是维护政权的合法化基础。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通过一套带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描绘的。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正是属于中国式的人文知识，由中国式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加以阐释与建构（当然是在党的指引之下）。人文知识的这种特殊“重要地位”产生了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科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一场接一场的斗争、运动在这里发生，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权力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规训（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这种接连不断的斗争所表明的却正是人文科学的在当时的政治权力集团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它与政治权力的特殊密切的联系，表明了“中央”对它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处于知识体系的中心，人文知识实际上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运作。（2）
人文知识的地位当然也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表面看来，解放后三十年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要远远超过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批判，历次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以及以文化、文艺运动面目出现的政治运动（如《红楼梦》研究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水浒》评论、右派文学批判、评法批儒等）的靶子一般都是人文知识分子；但同样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不断地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恰恰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到底，人文知识分子之挨批与重用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人文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同构化，以及人文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同构化（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士大夫）。
反观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总的说来与政治中心离得相对较远，既没有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但也较少进入权力中心或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解放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与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科技知识不象人文知识那样被直接用作政权的合法化依据。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把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尖锐对立起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似乎经济一发展，江山就变色，生活一改善，政权就不保。于是就有了对“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的批判，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为的二难选择。这样，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社会功能的科技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自然难以进入知识体系的核心，而科技知识分子也难以转化为政治精英。

五、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

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对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的内部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心－边缘关系）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相应变化。
但是，由开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又可以相对地分为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时间上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为思想观念的转型，其主要的转型符号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运动”）。表现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转型上，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以及作为整体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得到了重新评价。而这种重新评价从总体上说从属于80年代以“拨乱反正”为象征符号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它表明的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定位，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革，除了农村以外，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就知识的内部结构、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而言，原先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因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都是针对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带有偏向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倾向。即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工作重点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也只是思想解放的符号，是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所以即便是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本身，也没有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不利于自己的“危险性”；相反，他们衷心地拥护这一战略转型，对他们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只是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否定，后者对包括文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而“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常常被等同于人文），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如文学与哲学领域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哲学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史学领域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等等，一时热闹非凡，举世瞩目。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兴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文学又是显学中的显学。在创作方面，连续不断的轰动效应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从“重放的鲜花“到朦胧诗、从伤痕文学到暴露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已相当平庸（除朦胧诗中的一部分外），在当时却因其巨大的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思想解放的力量而频频轰动、广为传诵（比一项科技发明的社会效应要大得多）。它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1）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参见陈思和的相关言论。
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六、实践层次的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商业化
（80年代末－90年代）

知识与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真正深刻的转换出现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二阶段（开始于80年代末，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首先是，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的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的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蔓延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90年代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而是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从而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就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已经不再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这是一场人们（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事先可能不曾明确意识到的“革命”，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出现了。
这也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的变革（因为它对人文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不利”结果），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原有的中心地位。如果说保证这种中心地位的最主要原因是：1、人文知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紧密关系；2、人文知识/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现在这两种关系都面临深刻的危机。首先，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分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尤其是技术知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进行权力转移的合法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的需要所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1）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2）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技巧。这样，当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基本确立，政治革命与思想观念的变革已经不再是改革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科学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知识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悬置与淡化（所谓“不争论”）。这样一来，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取代了人文知识与之的关系，相应地，科技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包括解放后30多年政治精英的来源恰成鲜明的对比。（1）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其次，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知识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
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以外，一个社会中的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也对于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的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地生产，何种知识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如何等）生产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他们重文人轻匠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或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中国大众中主流的大众生活方式一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问题的冷漠，对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2）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知识社会学已表明，任何知识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地位都不是空中之物，而是有着深广的社会文化关联域，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列举五种有利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文化价值。即合理性（理性化）、功利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改善主义，它们与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大众价值观是基本吻合的。而巴伯所列举的与科学发展相抵触的价值观，如情感主义、审美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级制与权威主义，则恰好是传统中国与解放后30年的中国，以及很大程度上的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后者已经、并将继续失去它的信奉者。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1）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的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当然是技术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
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经典名著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观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
人们或许会反驳说，90年代的大众文化不是非常繁荣吗，大众文化的明星不是受到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追星族的崇拜么？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大众文化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人文知识不是一个概念，大众文化的明星与我们说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是一回事。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或哲学大师、文学大师的名人名言，但是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人文思考，原因很简单：这种思考没有市场。大众文化的明星是商业策略的产物（比如电影明星与好莱坞的制片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常常带有反叛或个性主义（所谓“酷”）的姿态与外表，但是这种反叛姿态总是与商业合谋或受控于商业。就连人文知识分子本身也基本上不认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明星，反而激烈地抨击它。
第三、这一阶段的转型还表现在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与重新组合，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在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中，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包括所谓“大款”、“白领”、“中产阶级”），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这些人中，除了凭投机冒险或裙带关系而不是知识技术发家的暴发户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科技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的所谓“儒商”（2）。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企业主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他们对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疏离、对于技术问题的外行以及理性主义与乌托邦冲动，都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显而易见的是，儒商无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还是在大众的心目中，其重要性都要大大地超过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也超过从事自然科学中纯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这是知识精英结构转化的又一征兆。
最后，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地位的式微还来自由知识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冲击。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把它/他们象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与供求关系的规律的支配。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飘渺”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大地失去了他的听众（顾客/消费者），也使得缺少直接经济效益与应用价值的其他理论科学前景不妙。这些知识的市场“兑换率”与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相比低得可怜。由讲究实用、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组成的当今中国文化知识市场，不会有太多的顾客需要康德、黑格尔或歌德巴赫猜想，他们需要的是生活小巧门和大众文化快餐。于是乎，作为直接生产力、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或能直接解决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的技术知识，也只有这些知识以及生产这些知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如鱼得水；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从事纯理论科学的学者，所面临的则是要么甘于清贫寂寞，要么改行下海的严峻选择。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的新生事物，无论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从来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从来不是由市场给予的，相反恰好是由非市场的力量保障的。而今，市场将要剥夺他们的中心地位了。

七、精英结构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理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换的时候，首先应当肯定，这是应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而出现的历史趋势，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从以现代化为核心取向的社会变迁角度说，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的转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现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其专门化与分层化，不同知识类型与知识分子类型各司其职，发挥自己有限度的、然而又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证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样，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一体化人文科学话语霸权以及以普遍主体、普遍价值携带者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也就失去了其历史的合理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独中国如此。在这方面，福柯与利奥塔的理论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1）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御用化、以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它们（他们）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自主精神、批判精神以及自身话语规则的丧失，人文知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同构以及人文知识精英与政治官僚的界限不清，在为它们（他们）赢得昔日显赫的同时也埋下了其今日尴尬的种子。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那种与政治中心的紧密关系，大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使得人文知识分子的“导师”地位根本上动摇，市场的经济实用主义又极其不利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没有独立精神品格与独立话语规则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茫然无依、处境堪忧。但是，假定中国的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传统，那么另一种情形就不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不是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同构，那么，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政治的危机就不一定同时引发文化价值或人文知识的危机。也就是说，不一定出现政统溃败总是引发道统溃败的现象。人文价值与人文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它在政治权力陷入危机的时候或许能幸免于难。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危机不见得都会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正因为中国社会政教合一，文化价值与政治权力的高度同构，使得政权的危机与政治信念的危机，每每总是连带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古代与近代之交传统政治权力与传统文化的并发性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与政治热情高度同一，而90年代全民的文化冷漠也与他们的政治冷漠密不可分。（1）
我们并不认为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今天的边缘化是完全合理的（2）。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地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及解放后30年中中国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御用化的历史教训，不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自身独立自主品格的基础上，那么，对于边缘化的拒绝就可能导向对于原先的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的“中心”地位的不自觉回归与怀念。

八、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然而，肯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型的历史意义，并不是说在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潜在危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科技知识以及技术专家的局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以及解放后的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极大地不适应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认识到以市场化与世俗化核心的社会转型的迫切性，因而也充分肯定与这种转型相伴而生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转化，把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看作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历史潮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主张科技万能主义或唯技术主义，完全无视科技专家的局限性。相反，我们应当对技术时代的新霸权主义形成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警惕。
在对于科技霸权的警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限度以及它与民主原则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严重关注。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指出：“当代世界中的‘权力的潜力’已经如此巨大，即使让我们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也很难预料它的前景。技术时代所能提供的手段可以数以千倍地增强人──而且是单个人──的实力。权力的威胁与日俱增，令人毛骨悚然。”（1）萨托利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夹在类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非专家对专家的统治，一个是由专家设计的没有民主的统治。如果民主政体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绕开者两个极端。”（2）我们一方面无法不要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福利，同时也不能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对此，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来加以批判，并以此来代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已成为其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特色。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