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核心是揭示科学技术与集权统治的关系，也就是科学技术是如何与理性结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讨论了科技与统治的关系，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但这种征服最终是以人对人的新的统治为代价的。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同样也异化为人统治人的手段。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赤裸裸的统治已让位于一种更巧妙、也更有效的统治，即借助于科技手段的统治。在关于文化工业的部分，他们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的统治给文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堕落中，可以发现技术控制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发现形式逻辑、数学、交换价值这些东西正在摧毁美好的自然与美好的人性。技术的进步导致大量廉价的艺术，而廉价的艺术则是一种堕落的艺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与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进步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同时也创造了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一体化的统治方式。随着物质匮乏的解除，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同时似乎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变成了现存制度的驯服工具。技术一方面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将人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以前曾经是自由的推动力，而现在则成了一种统治与奴役的力量，它导致人的批判之维的丧失，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就是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或技术异化论。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了社会的控制系统，并创造出新的权力形式来消除与这个系统相对立的力量。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而且制造了这种需要本身。技术的“中立”传统已成为神话，它已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一个新的霸权，技术理性变成了统治理性。这种统治理性是技术的异化，因为它走向了实人类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原初使命。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是对上述三位的直接继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哈贝马斯同样将技术看作是一种统治工具。他认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并置于国家的直接干预之下，这个社会中的统治的合法化问题已不再象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公众的讨论来决策，而是通过技术官僚来决定。统治者利用技术成果来达成合理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样，科学技术就渗透到了社会的组织中并使资本主义制度合理化。但是这种所谓的“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真正的实现，而是通过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也就是说，使这种控制“合理化”：“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但关键的问题是，与专制社会的赤裸裸的不自由不同，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由于政治控制是以技术控制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它就变得似乎合理了。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结果是出现一种“合理的极权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结论实是导源于前面所说的观点：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较早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是霍克海默，他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是非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

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统治的体制，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了的统治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理性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决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职能。首先，技术作为手段在政治上并不是清白的；技术作为一种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作辩护的时侯，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本身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主义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自身成为统治工具与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指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科学技术日益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技术系统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吸收使得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再象过去那样依赖于文化价值，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公众的公开而自由的讨论，只需通过技术专家来解决。这样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转变为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活动的指导，效率成了合理合法的同义词。（3）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在反思、批判科学霸权主义。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若本（Paul Feyerabend）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理性在近代相对于宗教权威而言，是一股自由解放的力量，它曾经起到制衡与取代宗教权威的作用。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科学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间权力的相互消长的历史，结果是宗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科学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科学理性为了打败宗教霸权而奋斗时，它常常站在大众的一边；但一旦打败了敌手，它就转化为一股新的独断势力。这种独断性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已露端倪，只是因为那时它还尚未完全中心化，故隐而不显。此外，在启蒙时代科学为其发展而奋斗时，欧洲还有不少其他的文化与思想运动同时存在，如宗教改革、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这也牵制了科学理性的独断、嚣张的倾向，使之处于相互制约的力场之中。随着科学地位的不断中心化，科学与技术专家也日益成为独霸的权威，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人们一致同意要小心地区分国家与宗教，但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区分国家与科学，而任凭政治、军事与科学结成新的同盟。当科学与国家越来越难分难解，当原子弹、氢弹等左右国家权力的事物出自现代科技专家之手的时侯，科技专家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费若本强调：公众必须也能够考察与监督现代科学与科技专家的所作所为，这是一种新的反霸权主义运动，也是制约科技官僚的唯一方法，否则的话，就只好听凭专家团体为所欲为了。
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领域，对技术专家的批评也不少见。比如拉斯基（H.J.Laski）承认，在政治决策的每一个阶段，专家的意见都是重要的；但专家的判断又必须不是最终的。这是因为专家缺少对共识的洞见，常常不能前瞻性地发现问题，不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有一种沉浸在专业化中的倾向，缺乏对于普通人的理解。没有政治家就不能沟通专家与普通人。他认为，与普通人相比，专家是一个无价的仆人，但不可能是主人。普通人在技术事务上的无知并不意味着专家应当作出最后的判决；相反，最后的法官永远应当是普通人。奥特加（Ortega）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科学的专业化倾向的动力不是来自科学本身，而是来自科学家。因为科学家要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个非常狭小的方面。实验科学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平庸者的工作。他指出，专家了解自己的专业，但对知识的其他方面却极为无知，可称为“有学问的无知者”（ learned ignoramus ）。在专业领域以外，专家很可能会接受无知者的见解，因为他（悖论式地）不承认自己专业外的别的专家。（1）

波兰学者弗·兹纳涅斯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析专家的社会功能时指出：专家的似乎是“自由”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常常受到“领导者”的规划限制。他指出：当一个政治领导人没有受过成分的技术训练，他就必须要技术专家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但是，正是领导者，掌握权力的人（或掌握权力的群体），才强迫规定专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即使专家主动研究事实，并把结果与掌权的人交流时，他们必须选择能使后者感兴趣的问题。”（2）因此，不仅“专家所需要的知识种类是预先被确定了的”，不仅甚至他们研究的问题也是被规划的，“当需要他作出一个发明时，他的问题就被确定了，因为技术领导者计划把他的发明行动的产物投入使用。这一产物被预先规定了，它是实现领导者‘目标’的必要‘工具’；由于领导者有一个明确的情境去应付，并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从领导者角度来看，专家的发明以满足他的需要为限，不必有更进一步的创新。”（3）
技术专家的社会作用及其限度的问题，在台港理论界也引起了重视。台湾著名作家、文化批判家杭之就曾沿着相似的思路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在《谁来监督技术官僚》一文中，杭之指出：根据十九世纪以来朴素的民主理论，一个公开的决策过程必须经过广泛而
公开的讨论，然后由行政机关根据这些讨论的结果来作出决策。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政治权力才获得其正当性的理由。但是本世纪初以降，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普遍化、科学
技术的空前发达，并透过社会经济组织而渗透到人的公私生活的每一层面，许许多多关系到公众生活的政策的决策过程，很难再象以前那样采用广泛而公开的讨论，这是因为许多这类决策都牵涉到非常专门的科技问题，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同时是、甚至主要是科技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朴素的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个公民的能力没有重大差异－－已不再有效，因为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科技问题不是大部分公民所能充分了解的，即使科技专家也未必了解他本行以外的科技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不再依赖公开的讨论，而是少数专家与管理官僚说了算。一般公民最多只是在由技术专家提供的不同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的权威与决定之下，而受到一种不觉得（或没有）痛苦的控制，而把人生的祸福全然交给这些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4）杭之追问：这种技术官僚的寡头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我们何以会以为由少数技术专家来决定大多数人的权益与祸福安危是正当的、合法的？由此杭之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技术官僚意识”。在当今这个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于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崇拜与信赖，现代人已经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技术官僚意识，无条件的甚至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威法门与万能钥匙，把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看作是用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类各种社会问题的代理人。不但技术官僚自己如此自许，就是一般大众也深信不疑。
杭之坚持认为，值得反思的是在这种官僚技术背后的一个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吗？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不会犯错误吗？如果不是，那么由谁来监督、制约技术官僚？他引述了海森堡、波普尔等人的观点，否定了科学技术的万能论，他指出：在一个科技挂帅的高度组织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不可避免的会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守护者的角色，无论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人们的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实在没有理由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也没有理由相信科技专家与管理官僚的智慧与善良是无限而完美的。因此，人们必须对本世纪最不明显、但影响最深远的意识形态－－技术官僚意识－－作一番反省与批判。这也就是：谁来监督这些守护社会生活的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

看来，关于现代技术合理性与局限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它与民主的关系，或者说是处理专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所应避免的是人民专制与专家专制的双重可能性。让我们再次引述萨托利的观点：“由于我们的知识的全面进步，非专家与专家间的知识鸿沟越来越大。……除非让民主政体变成效率低下到令人无法容忍的政治形式，否则我们就必须克服这种不平衡，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屈就一种虽然不受专家统治，但要大量依赖专家知识的民主政体。”（1）
萨托利如此担心现代科学技术对民主的可能的威胁，还基于另一层良苦的用心。他指出：无论是科学统治还是科学家统治（取政治家而代之），都是没有多大道理的假设。最有可能出现的，或者是“科学政客”－－把科学知识用作一种非常有效、高度完善的控制与统治手段；或者是－－一个更有道理的假设－－“科学家将为政客所利用，前者的技术专长对于精通如何主宰－－不是知识，而是－－人民的人来说，将会证明是大有裨益的东西。”（2）政治是不会消亡的，政治问题并不因为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萨托利警告说：“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权力问题，这种念头往往出现在那些享
有某种自由但不曾为确立这种自由而努力的人们中间。许多西方人仍然视若无睹：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但是，严峻的现实将对那些掉以轻心的人进行报复，特别是报复那些......相信政治会消亡的人。”（3）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半计划社会，其民主化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艰巨，尤其是意识到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协调的时期，就应当越发强调民主化进程的优先性与迫切性。应当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很可能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其后果恐怕比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的结合好不了多少。

九、从相互独立到良性互补

以上这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洞识尽管不是针对中国的当代情景而发，但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却不乏借鉴与警示意义。它们集中表明了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权力与科技的结合完全可能产生技术霸权主义，它不适当地夸大科技的社会功能，夸大技术专家的作用，认为技术专家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使科学与科学家成为霸权与“侵略者”。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的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任何霸权，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我们既反对人文知识的霸权，也反对科技知识的霸权。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原先的霸权与中心地位、其对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的“压抑”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已经出现的对于人文知识的轻视，对于文化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冷漠，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用拒绝世俗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的意义）。如果今后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乃至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支配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浅薄的技术万能主义，那就更不合理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只有精神的维度或只有物质的维度，只高谈心性或只关注消费，只读经典名著或只唱卡拉O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这在国外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参见上文）。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力量以及技术官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孔不入。那么，谁来限制技术官僚？除了重申自由民主的原则以外，还应当强调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价值与意义问题，不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专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这在科技发展已经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萨托利警告说：“让我们设想（这大概是虚妄的），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也许能够成为一门可以真正控制人类世界的社会科学。就算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观也会要求不让专家负责决定什么是幸福生活。我们不会请求社会工程师来教导我们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追求什么。”他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1）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与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地，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唯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2）。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萨托利所说的“社会科学”显然是指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科学，与本章所说的“人文科学”不同而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作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作以前意义上的“导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克隆技术、试管婴儿等）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目前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1）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文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政治的或其他外在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的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赢得自己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并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立作用。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与意识形态依附性，难以在独立而超越的立场上阐释自己领域的问题。这样，实际上它本应获得的地盘与本应建立的话语都没有能够坚守。正因如此，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昨日的显赫都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规则与精神品格也是如此。这样，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我们看到，真正的人文价值的贫乏，已经造成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这表明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在道德伦理讲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纪国法强调了半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十分缺乏真正有制约力量与震慑力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深切而执着的精神追求。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独霸知识界几千年的国度，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文传统。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告别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昔日“辉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中心梦；而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获得自己独立而有限度的一席之地，以便与其他知识类型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将对新的霸权主义──以某种单一知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产生积极的防范作用。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