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着三种核心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一
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着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
启蒙主题的基础是人的意识，即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而产生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它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为指归。与现代性一样，人权意识显然不是中国固有之物，而是对外开放和文化引进的结果。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和学术的翻译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方面是陆续派出的留学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的生活感受，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的生活显示了非人的状态。因而，人的觉醒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的：“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1]这种觉醒必然意味着个性意识的觉醒，也必然意味着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
在当前学界，对于“启蒙”这一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与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却已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的启蒙主义是沿着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发展而来的，目的仍然在“国”而不在“人”；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是以人权意识为基础，以改变几千年“吃人”的传统从而使人获得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为指归，其根本目的在“人”而不在“国”。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就说：“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新青年》创办伊始，他又在《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基本原则。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把“人权”作为法国人对近世文明的重大贡献而介绍，并且盛赞法国《人权宣言》，认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一致选择西方文化的根本理由。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人的觉醒、解放和人权的获得是其根本目的。为此，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也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并且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姿态告诉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3] 鲁迅从留学日本时期就高度关注个人。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的主张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甚至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一文中也说：“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代先驱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而提倡新文学，主张个性解放，鼓吹恋爱自由，倡导妇女解放，批判贞操观念，以及反孔、非孝、讨论自杀等一系列活动，其根本目的正是把人从吃人的制度和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价值与尊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为科学与民主都与人权密切相关，并且是可以为其服务的：科学可以帮助人从各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民主可以帮助人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争人权这一目标得到解释。
人的意识在文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启蒙主义潮流，鲁迅和胡适毫无疑问是这种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
救亡主题的核心意识是上一世纪中期以来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它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2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处境。面对外族的入侵，抵抗一败再败，一个自大的民族终于暴露了在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使国人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于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彻四面八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强化着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又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强化着民族意识。虽然中国人已经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无法改变的铁则，也知道文明必然沿着优胜劣汰的逻辑演进，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的弱点而衰弱的时候，任何心理上的不平衡都无济于事。然而，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却很难轻松地接受外来文明。越是清楚地意识到民族的处境，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考察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响亮的音符。无论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人，都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加之一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西方文化的某种破灭感，使中国迅速兴起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界。因此，虽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目的是通过旧传统的批判和价值体系的改造而重铸国民性并由此推动人的解放，但是，它在一开始就必然地同时承载了民族解放的任务。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存着三种核心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因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矛盾结构并决定着文学发展的面貌。
一
中国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着启蒙、救亡和翻身三大主题。
启蒙主题的基础是人的意识，即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影响而产生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它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以人的解放和人权的保障为指归。与现代性一样，人权意识显然不是中国固有之物，而是对外开放和文化引进的结果。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和学术的翻译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方面是陆续派出的留学生在异国的土地上的生活感受，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的生活显示了非人的状态。因而，人的觉醒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的：“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1]这种觉醒必然意味着个性意识的觉醒，也必然意味着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确认。
在当前学界，对于“启蒙”这一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它与梁启超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却已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的启蒙主义是沿着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发展而来的，目的仍然在“国”而不在“人”；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是以人权意识为基础，以改变几千年“吃人”的传统从而使人获得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为指归，其根本目的在“人”而不在“国”。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就说：“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新青年》创办伊始，他又在《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基本原则。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把“人权”作为法国人对近世文明的重大贡献而介绍，并且盛赞法国《人权宣言》，认为“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一致选择西方文化的根本理由。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来说，人的觉醒、解放和人权的获得是其根本目的。为此，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也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并且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姿态告诉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3] 鲁迅从留学日本时期就高度关注个人。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的主张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甚至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一文中也说：“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代先驱的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而提倡新文学，主张个性解放，鼓吹恋爱自由，倡导妇女解放，批判贞操观念，以及反孔、非孝、讨论自杀等一系列活动，其根本目的正是把人从吃人的制度和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价值与尊严。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为科学与民主都与人权密切相关，并且是可以为其服务的：科学可以帮助人从各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民主可以帮助人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争人权这一目标得到解释。
人的意识在文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启蒙主义潮流，鲁迅和胡适毫无疑问是这种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
救亡主题的核心意识是上一世纪中期以来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它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2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处境。面对外族的入侵，抵抗一败再败，一个自大的民族终于暴露了在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不堪一击的真实面目。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使国人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于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响彻四面八方。强烈的民族意识强化着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又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强化着民族意识。虽然中国人已经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无法改变的铁则，也知道文明必然沿着优胜劣汰的逻辑演进，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的弱点而衰弱的时候，任何心理上的不平衡都无济于事。然而，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却很难轻松地接受外来文明。越是清楚地意识到民族的处境，民族意识就越是强烈。考察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响亮的音符。无论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人，都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加之一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对西方文化的某种破灭感，使中国迅速兴起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界。因此，虽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目的是通过旧传统的批判和价值体系的改造而重铸国民性并由此推动人的解放，但是，它在一开始就必然地同时承载了民族解放的任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战的胜利几乎使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巴黎和会却使国人又一次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的可悲地位。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因此而发生。这一运动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时代的民族意识。由这场学生运动不仅可以看到救亡文学主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启蒙运动是如何直接助长着救亡的热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一代人从前人继承的民族意识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革命党人的民族意识，也有义和团式的民族意识。因此，启蒙主题与救亡主题的矛盾和抵牾不可避免。这种矛盾从孙中山及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五四刚刚过去不久，北大学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言论：“外人自侵入中国之后，做了不少的宣传，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贱种，性质如何卑劣，习惯如何腐败，道德如何堕落，自经‘拳匪之乱’，他们更振振有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不良的铁证了。一般吃洋饭放洋屁的留学生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说中华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中国人民因知识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政制不如人，经种种失败，受种种苦痛，也不期然而然的自视实有不如洋族的地方，于是颓然的自暴自弃起来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民族的心死了，而欲图民族之自存，行得吗？况且洋族的民族性，不见得比我们高尚或且比我们还低下，我们已经屡次指出。所以我们要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儆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4]毫无疑问，这种见解显示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主张的新文化精神相去甚远。
翻身主题的核心意识是阶级意识。在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双重变奏框架影响，有人把它看作救亡，有人将其解释为启蒙，造成许多混乱。其实，翻身主题虽然与启蒙主题和救亡主题都存在着某些联系，但自身有其与启蒙或救亡完全不同的目的指向。翻身与救亡主题的联系是密切的，比如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是一个救亡的口号，但“内除国贼”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而且翻身主题也可以通过这一口号而获得救亡的意义。翻身主题与启蒙主题的联系也是密切的，比如为劳苦大众呐喊请命，它是人道主义题内之义，却也可以引伸为翻身主题。不过，就其根本目的来说，翻身主题有其独立的体系。无论它与人的意识或民族意识有多少重叠之处，都不可能消融于民族意识或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把翻身主题归入启蒙或者救亡，都会导致严重的混乱。
如果进行历史的考察，朴素的阶级意识和下层大众翻身的愿望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因为只要社会不平等，人们就有不平感，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就会有翻身的愿望。作为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中国文学中早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表现。但是，面对社会的不平，在一般文人的笔下，往往只是象杜甫的表现一样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叹息，并不指向翻身主题；在革命家那里却往往表现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和“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后者集中显示了传统翻身主题的精神。正因为这样，这种翻身的愿望经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一旦社会失控，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导致社会的动荡。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分配不公，而且最终必然导致贫困。越是贫穷和落后，社会不公的现象就越是触目惊心地助长着人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由于灾荒和统治的腐败而导致的农民起义正是这种古老的翻身愿望的最好说明。
由于种种原因，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存在各种危机，民不聊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但是，五四新文化却象助长民族意识一样从各方面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接受了西方观念而深刻认识了社会的不公，因而无论从一般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都努力为大众鸣不平，并试图改变不平的现状。翻开《新青年》就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之时，《每周评论》正刊载了陈独秀的《贫民的哭声》。文章展示了贫民可怜的生存状况之后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人人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看到的问题是官僚的疯狂掠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此时的陈独秀还不是阶级论者，他是从人道主义立场上为下层民众鸣不平的。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不平之鸣”是常见的，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在客观上都强化着阶级意识。在五四时期，这一现象非常明显。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都鲜明地体现着阶级意识，不过，反映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别的目的指向仍然是社会平等，因而所表达的也大多是人道主义的同情。“生我者亦父母”的呼声是一种典型的声音。即使在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等赞美俄国十月革命的作品中，所大声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所表现的愿望也是“那潮头上涌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因此，这种声音并没有与启蒙主题发生冲突。最先呼唤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是蒋光慈。在1923年写的《中国劳动歌》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起来吧，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尝足了痛苦，做够了马牛；……快啊，快啊，快动手！”但这只是个别的表现。在五四时期，这三种主题基本能够和谐统一，并且以人的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启蒙主义文学主潮。

但是，三个主题的潜在的矛盾是明显的，致力于民族独立的人们往往既不赞同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启蒙主题，也不赞同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翻身主题；致力于阶级翻身的人们往往既不满足于一般的人道主义，也不愿意接受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中心价值观。这种矛盾在五四高潮过后开始一步步明朗化。
二
三种主题尖锐而复杂的冲突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及其结果－－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都同时得到了强化。在文学界，阶级意识强化的结果是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民族意识强化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革命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分别代表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两大潮流，同时也集中显示了翻身主题和救亡主题的面貌。民族文艺运动表现着民族意识，其主旨在于民族的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巩固。革命文艺运动代表着阶级意识，努力的目标是阶级的解放和翻身。这两种力量尖锐地对立着，却同时否定着五四时期形成的以人权意识为基础的启蒙文学。过去的研究往往过分夸大了普罗文艺运动与民族文艺运动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产生这共同性的文化基础。事实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普罗文艺运动在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对文学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表现着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张扬的是民族意识，而后者张扬的是阶级意识；前者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巩固，后者致力于工农大众的翻身。
从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看，两大主题的兴起都与国民革命密切相关。正是国民革命的高涨同时带来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救亡主题和翻身主题在文学中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的指导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没有完整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保留了很多国粹主义色彩。虽然他在20年代领导的革命事实上以打倒军阀为目的，却总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这里的逻辑是中国的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而打倒军阀的意义就不只是推翻旧统治，而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冲突特别是在省港罢工中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进一步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并且在调动革命热情的同时直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从五卅惨案到省港大罢工，面对列强的枪弹和同胞的血，全国各界万众同心，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响彻四面八方。民众的民族情绪直接推进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并且保证了最后的胜利。这种民族情绪影响着作家，使那些本来民族情绪并不强烈的作家也心情激动起来，开始抒写强烈的愤怒，呼唤反抗和斗争。从此之后，人们不仅开始批评为艺术而艺术，要求文学服务于社会运动，而且希望文学能够致力于唤醒国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帮助，孙中山充分地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6] 这就为追求阶级翻身的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尤其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描写的：“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们翻身了：“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7] 这一切充分表现了穷苦农民闹翻身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蒋介石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同时强化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并使这两种意识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于是，国民党本来具有的民族主义被大力发展起来。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应该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核心内容，也应该包括社会平等和大众解放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它却只是一纸空话，只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权力努力倡导并试图用以实现文化统一的思想核心。加之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基础和民族主义倾向，使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一心只想在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下统一民众的思想文化和舆论，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中形成的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想，也不考虑受压迫阶级由于贫穷和苦难而酝酿着的阶级反抗情绪和翻身欲望，而只是一味为了政权的稳定而千方百计扑灭它。
从政治稳定出发，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张扬和阶级翻身的鼓吹都有点深恶痛绝，理所当然地支持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政治权威的支持和赞助之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30年代初终于形成一个强大的潮流。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这一潮流缺少真正的研究，往往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官办文学运动。事实上，无论国民党如何为实现国家权威对文化的控制而插手这一文学运动，它仍然并不只是遵命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民族的处境密切相关。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