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抗民族主义整合的斗争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然而，面对大众化的传唤，知识分子话语却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面对大众化潮流导致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知识分子在言论上表示的反抗是有限的，声音是微弱的。尽管很多人都不同意对五四的彻底否定，也有人试图把民族形式的讨论限制在形式上，但是，所做的多是有限的守卫。在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捍卫者是葛一虹和胡风。葛一虹竭力反对旧传统的继承，捍卫五四文学，强调民间形式的陈旧性与五四文学的进步性，指出五四文学在其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强调要在五四文学所完成的基础上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形式”。这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捍卫，也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的捍卫。胡风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学“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观点”，坚决反对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企图。他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新文学“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15）所以对民间形式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也许在这一点上胡风的表述不是太清楚，但他接触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民间文艺与五四所否定的旧文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拒绝向民间文艺投降，直到最后以自己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捍卫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然而，这种捍卫并不能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继续跌落的时代命运。

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并非没有留恋，但是，无论为了民族的利益还是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大都努力顺从而不再抗争。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化的理论接受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创作的实践却困难重重。即使那些立志要做大众留声机器的人毕竟也是与大众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自己的主体而重新获得一个外在的主体。然而，事实证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却不大可能主动改造成留声机，非大众作家要表现大众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没有真正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很好地表现大众的思想感情，而且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声音。他们有时能够成功地压抑自己的声音，有时却压抑不住或者不愿压抑而使它顽强地冒了出来。丁玲、肖军、王实味等人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及其命运构成了40年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道风景。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表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且在创作上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到延安后，丁玲写出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女青年贞贞的遭遇使我们看到了群众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的摧残和扼杀。围绕陆萍的矛盾使我们看到了医院中各种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那个陆萍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而强大的个性，事实上有点象丁玲。小说受批判时，陆萍被称作反党分子。因为她看到的是延安的黑暗而不是光明。问题就在这里，从五四先驱们那里接受来的眼睛总是无法回避黑暗。在《我们需要杂文》中，丁玲说：“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因此，她呼唤杂文，呼唤五四文学精神，呼唤学习鲁迅。她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是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武器。”这不仅是丁玲一个人的呼唤，文艺整风中被批判的作品告诉我们，即使在某种潮流中，仍然有人继承着五四精神，坚持着从五四获得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总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难以改造，拒绝改造或者想改造也改造不好。象肖军那样，象王实味那样，脖子很硬，不肯轻易低头听命于权威，不想从众而要讲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真正有感的生活。他们坚持着自己对于生活进行独立观察和判断的权力，坚持着五四之后新文学对人的关心，为人在封建势力面前的遭遇而悲哀，因此而发出呼号。他们有感于封建势力和各种传统观念的顽固，而仍然要致力于启蒙运动，仍然要发挥杂文的作用，揭露黑暗和愚昧，建设真正的人的生活……这其中所显示的是五四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本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严格的说，在这些人中，肖军可以说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丁玲等人都算不上五四精神的自觉坚守者，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觉捍卫者，但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精神的追求却使她不时地踏上五四的道路。受到五四精神影响较深的人很难完全屈从于权威，也很难向民间大众话语认同。读一读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吧！他的全部的不合时宜之处就在于象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对自己赞同并为之献身的阶级和集团的弱点和阴暗也给予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基础上，大众化方向得以确立，抵制西化，复归传统，放弃启蒙，迎合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丁玲们只有再一次虚心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从思想观念到语言形式彻底向工农大众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就是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说到底也就是克服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而改造的目标就是与工农大众一致，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民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甚至有“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得多”之论。（16）五四高潮过后二十年，由对大众启蒙倒向大众认同，这个逆转终于最后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保卫自己的个性，再也从谈起。生活中要求组织纪律性，思想上要求保持一致，舆论要求统一，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下来是工农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是“臭老九”命运以及知识青年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运动。

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从多元状态逐渐走向一元状态。作为民间状态的文化终于战胜旧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的同时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文学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大面积缺席。我愿意如此理解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话语的命运：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所以付出，一半是形势所迫，一半是自愿的选择。然而，这不是高尚的行为，因为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点应该清楚：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必然伴随着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复兴。是依附还是独立，有没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是否承认个体个性，是否允许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存在，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笼罩的试金石。

注释：
（1）《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
（2）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375.（3）（1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Ｐ31，Ｐ29.（4）《抗战文艺论集》，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Ｐ53.（5）《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6）（7）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50-151.（8）周行《我们需要开展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论集》，Ｐ10.（9）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抗战文艺论集》，Ｐ54-55.（10）转引自洛蚀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抗战文艺论集》，Ｐ61.（11）洛蚀文《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73.（13）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抗战文艺论集》，Ｐ18.（14）《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122，124.（15）《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232.（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人民出版社1967年袖珍本Ｐ808.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