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农”；问题；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80年代农民很风光，也有过农村万元户吸引大学生下嫁农民的现象。当时，“三农”也不存在问题，因此也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假若不出现“三农”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也不在话下。不知为什么，90年代初偏偏出现了“三农”问题，而且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大学相继成立了“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三农”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三农”愈来愈成问题，“三农”问题越研究越哑，最终成为连国家总理都最感头痛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是想贬低大学知识界在“三农”问题上的研究能力。但是，不能不提醒，我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方式方法及研究体制存在问题。多少年来，有多少高级科研人才，有多少科研经费，投在了“三农”问题研究上，可实际效果却是“三农”愈来愈成为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认真地反思。每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没有正产出，这种成本也太大了。这还不只是个成本问题。“三农”问题如果照此久决不下，将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都存在问题，很难想象，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会顺利地发展。如果不认真地反思，不解决研究方式方法及研究体制问题，在“三农”问题上我们将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不纯是“三农”内部引起的问题。这样的“三农”问题的出现与外部是相关的，是与外部的改革相伴的，比如，教育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所以，研究“三农”问题必须联系这些相关问题，如果就“三农”而“三农”，是不解决问题的。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审视相关的制度改革。一个国家的改革必须是配套的。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都是不能的。

    解决“三农”问题要从两方面入手：内因和外因。内因方面就是党的农村政策和国家有关三农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家庭生产责任承包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本确立，还有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本来“三农”即使有了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研究“三农”问题从内因上讲就应该围绕双层经营体制和有关法律问题作文章，解决“三农”问题也无非就是落实这一双层经营体制和完善相关法律。但是，目前我们的“三农”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已经偏离了这个方向。

    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的现状是：大学研究机构视“三农”问题研究为使命，县乡农村机构视“三农”问题为负担而穷于应付。“两田制”的试点和推广，而后取消；乡镇机构拆分后的合并；乡镇机构人员膨胀后又精简；乡镇政府基金会成立后的撤消；乡镇企业建立后企业又要改制；农村实行“三提五统”后又要费改税；等等，没完没了。这些经济上的改革措施的不断地实施，又不断地被取消，仅仅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发生的。这些年里，研究者们的“使命感”，也确实令实践者们应接不暇。不能不承认，“三农”问题的研究与“三农”问题的实践一直存在矛盾，甚至相互间有抵触。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情况，与我们的理论研究体
制、研究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仅凭自己的使命感进行经院式的“三农”问题研究，与实践不矛盾才怪。

    把“三农”问题放在大学科研机构里进行研究，是中国社会科研机制的一个特色。大学里和一些社科研究所并没有“三农”实验室，可是都有“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和农村问题研究专家。非常鲜明对比地却是，市、县、乡一级既没有“三农”问题研究机构，也很少有农村问题社科研人员。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个科研体制问题，是科研经费配置问题。就连为农民喊苦、为农村喊穷、为农业喊危险的李昌平同志，也由乡镇跑到研究机构搞起“三农”问题研究来了。李昌平同志为什么要跑到大学里或研究所里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呢？原因嘛，很简单，因为国家的科研经费都被各大学和各研究所垄断了，大学的研究机构和一些研究所垄断了“三
农”问题的研究权。

    问题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根子全在于“三农”本身吗？不是的。这是城乡差别问题。三农困难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超前产业化。现在的我国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所有的行业，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其市场化产业化的程度远不如我们的教育。有些学者根据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说，什么我们的教育还产业化的不够，市场化的不足，什么我们的教育收费相比西方国家的教育收费也不多，什么我们的私立学校发展的还不够，等等。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80%农业人口的农业国，一个农业国能不能照抄10%农业人口的工业国的教育模式？我认为，是不能的，与先进国家接轨必须是全面接轨，不可能只在教育这一个方面去跟人家接轨，否则，到头来只能是鸡飞蛋打，不仅我们的工业、农业与国际接不了轨，而且有可能导致我们教育的失败。这是很危险的。

    可是，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大学里的学者们不去研究当前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去成立农村教育问题研究中心或城市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不去研究教育市场化可行性问题，却偏偏舍近求远，都争先恐后地去研究身外的“三农”问题；不去当好教育的主人，却要想成为农民的救世主；不去教育大学生们到农村去，却极力主张让大学生到市场上去。有些大学里的学者和专家，明知大学的收费远远超出农村学生家长的负担，却还是一个劲地说我们教育市场化的不够，大学教育收费并不高，只有大学教育全额收费才能人人有大学上，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三农”问题是与我们的当前的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是相关的。这是不能否认的。大学里的学者们、专家们，要研究“三农”问题必须先研究好身边的大学教育问题，研究大学教育问题时结合一下我国的“三农”问题就行了。我认为，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的第一使命应该是搞好大学教育问题研究和农村教育问题研究，而不应该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还是让走向基层的大学生们去研究吧。我还认为，只要中国的教育问题研究好了，并搞好了，“三农”问题自然就会解决的。

    
    写于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