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蒙　小说　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学史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小说的意义在于它的意向———文化精神。王蒙小说所表现的文化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熟悉!它再现了一个存在过的历史形态,表现出特定时代的生活意蕴和社会人性内容。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呼唤“救救孩子”,那么王蒙小说是全方位的呼救:救救右派,救救干部,救救知识分子、救救国家。他的小说推动了新时期党的文化思想建设,是反思文学的先声。同时,王蒙小说的文化精神对我们来说又是何等陌生!它以鲜明的时代感———反思社会弊端,呼唤人性、人情的回归,追求改革时代的意识流,掩饰着深层心理:对同一块土地的理解而产生的“默契”。作家深信“存在就是合理的”,既然这是合理的存在,即使不可理喻也要深入理解,以达到心灵的沟通,展示作家内心深处的“雍容大度”和“王蒙式的忠诚”。然而这一切令人心存困惑、油然而升一种负重感;沉重、酸涩的忠恕、无奈、沉沦的达观,由此构成了王蒙小说别样的精神! 

一 

王蒙小说的文化精神表现在“王蒙式的忠恕之道上”。这种忠恕就是无论遭受怎样的灾难毫无个人恩怨,历尽沧桑九死而不悔。作为政治品格是无可挑剔的。作为文化精神,它只是千年不变的思想至道的绵延:忠贞不二。传承着古老的道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此王蒙小说的主人公无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如何尖锐,面对理想乐园失落内心如何痛苦和失望,却仍虔诚不已:“很有可能我们的爱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也有麻木,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带有虚惘,我们的崇敬埋下了被愚弃的种子,然而我们还有信任、忠诚、爱戴和热情”。(《布礼》钟亦诚)即便面对整他的人的赔礼,钟亦真诚地说:“这是历史造成的,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如果当时我是书记,也会这样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上)。我们相信这?难二十年后迫不急待的表白,纵然粉身碎骨也在之如怡。完全符合儒家忠恕之道,苦中作乐,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人总是力求理性地把握生活规律,既使面对偶然性的事件亦如此。理智地模仿祖宗、模仿前人是我们固有的传统,作家也毫不例外地走着这条路。因为作为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意志、目的,但作为艺术家,“他是更高意义上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并使之具体化的人,所以有时候艺术家必须舍弃个人的幸福和一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①去表达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 

王蒙小说则表达了这种投影。他的苦中作乐与忠恕之道因果相依,酸涩沉重地包含着对人的精神的扭曲,无疑带有一种悲剧意识。不啻把痛苦作为以毒攻毒的药物,以使我们习惯于生活强加给我们的更大苦痛。所以扶这种跌倒了爬起来向后看的人起来,手也真酸、心也真酸。尽管如此,我们也由衷地感受到小说主人公们的气派———最终默从命运的悲壮精神。 

二 

人人皆说王蒙小说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度———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 

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②但在读者看来这宽容无异于是对作家忠诚的讽刺。若保持忠贞,应直面人生、以“直道事人”,为真理大义舍身而搏,如张志新、鲁迅那样。这才叫九死而不悔,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王蒙虽干预生活却不再介入,以“避人不避世”的态度对待世事人生。这是藏锋、守拙,是无可奈何理解与包涵,是冷漠排斥的审视和沟通,表现了作家在对人生的敏感和感叹中自我的丧失。 

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尤难,难得糊涂!”王蒙的宽容是难得糊涂的具体体现。聪明是清醒,“糊涂”是睿智,中间包含的是警觉。作为王蒙刚从生活的底层走出来,身上还带着历史的创痛。往事如烟,从未有散。尽管对社会生活的弊端有极强的敏感力,但人总是要长大的,要成熟的,“四十六岁的作者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得多了”③。他不再感情用事,不再凭直觉评判是非。因为那样是幼稚的、天真的。“当一个人用幼稚天真评价处理严峻的现实问题时,幼稚天真就是罪过”。④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情感因素让位于理智并逐渐完善。从早年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到复出后的《杂色》、《蝴蝶》可以看出这一特色。讲实际,讲理智就不要求宇宙完美无缺,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称之为反常和病态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承认现实中存在着古难全的圆缺交替,为什么不为之寻找其“合理的”因素呢?于是在“存在就是合理的”哲学观下王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缺欠、谬误的“合理性”的承认。于是就有了倪吾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两难人生;有了钟亦诚平反后的慷慨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已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⑤有了曹千里的大彻大悟:“那么鞭打一次它就会迟钝吧!皮鞭乘上岁月,总有一天枣红马也会象这匹杂色的老马一样萧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不惊。”⑥ 

对谬误的承认与妥协源于清醒的自我感觉。是高明的混世方法。这之中有痛苦,也夹杂着一丝畏惧———恶梦醒来后怕失去自由人文化地位的畏惧。毕竟二十年的屈辱岁月给人的教识甚深,使作家们极力调整自己的意识观,把自己变成一块鹅卵石,虽圆滑些,毕竟不失之为石。即要以个体命运为载体,反映特定的时代生活,又不表现个体的自主意识。人对命运的变幻屈从了,自主意识弱化了,甚至是丧失了。 

三 

人们皆知生活是复杂的,却很少明白一个一直做着的道理:生活是一种耗散结构,是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换中形成的平衡态,从无序到有序。不过它的完成是以平衡支点的位移为基础,即人对命运的特定逻辑的屈从和默认。王蒙认识到了这一点,尽可能地缩小自己,完善自身,随着时势的大道理无情地嘲弄自己,以求得再度成为奔腾江河中的一朵浪花。所以安于现状、宠辱皆忘、达观待世。但这种达观是以无尽的屈从,逃遁、自我解嘲式的幽默为特征,是一种沉沦中的超脱。 

从某种意义上说逃遁是心理的厌倦和向后一步的溯本求源,为精神落难者找一个安定家园。所以才有《杂色》中的曹千里对那些充满政治色彩的荒谬批判的承认:“为了以音乐为途径出人头地,降级考入音专附中……虽无反革命行动,但不排除深入清理阶级队伍中确证其为叛徒的可能性”。荒谬的评断都得到真诚的认可:曹千里非常歉疚,认为自己就是寄生虫,是反动分子。反思之后他顿悟到:“去他的吧音乐!滚他的蛋吧,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于是他开始接受与世无争的哲学以克服自己的向上爬的名利思想。曹千里的平衡点发生了位移!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曹千里形而上学的逃遁和对命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默认是必然的,是无可选择的。否定、否定、再否定!沉沦、沉沦、再沉沦! 

王蒙小说不仅以逃遁,自我挖苦、自我解嘲来求得生活对落难者的谅解,赋予落难者一席安身之地,而且找到了一把解脱的钥匙———幽默。幽默是极好的超脱品,它属于成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穿透力,甚至可以作为维护生命的要素。如《买买提处长轶事》中的买买提面对造反派让他交待罪行时说:“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发动的,并准备发动第三次。”这种可笑的扩大化的认罪态度达到了幽默的极致,无疑是一种扰波,将一场严肃的批判化为一种笑料,形成对无中生有的批判和荒谬论断的“反动”。即便是批判者也无可奈何。表现出落难者们扭曲的达观和运用幽默的魅力:“愿望是如何利用目前的一种场合,按照过去的方式设计将来的图画。”⑦如果说神话是文学的源头之一,是文学构成的 

因素,那么文学则是位移神话。不同的是“古代神话充满了动人的真诚,现代神话分明是冷嘲热讽,在荒谬的面具下更多的不是想象而是理智,是对人世的失望、苦闷和悲哀。”⑧王蒙小说深深体验着这一点,以正剧表现人生的悲喜剧,以变形的现代神话阐释了悲剧精神———一种酸涩,沉重的忠恕精神。 

说到此我的话该结束了。不过我还想说:一切理解都是相对的,正象人类不可能穷尽真理一样,文学批评也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找出作家的本意,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