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开军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历经创业——辉煌——下滑——回升——又低落——再攀升这样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路程。它的起落直接与劳动就业市场变化，整个教育结构的战略调整，政府的政策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近几年，北京市的职业教育也处于“低谷”。在职教下滑的严峻形势下，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使职业教育再次引起各界关注，搅动起思想的碰撞和实践的探新。本文是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对现存主要问题进行诊断，并试图从创新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摘 要 题】中等职教
【 正 文】
　　　　困惑——中等职教面临五大难题
　　　　问题一：生源危机
　　一是学生数量萎缩。近两年“普高热、中职冷”的“生源大战”局面愈演愈烈，北京一个远郊区的某所职高去年只招了31个学生。数字表明：随着北京学龄人口的变化，初中毕业生将逐年减少，到2008年，将从2001年的14万人逐步下降到9.6万人左右；“普高和高校”的扩招导向使得普职比例呈“普增职减”之势，今后几年，职校招生数还会继续下降；初中毕业生的锐减、普高的扩招、中职缺乏吸引力带来的“招生难”，无疑给职业学校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
　　二是学生状况处于弱势。淘汰分流机制下的职校考生分数偏低，比如，为了“初中不落地”以及社会的稳定，使得一些职业学校不得不录取分数很低的学生；“考不上普高到职高”的无奈选择，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人格发展；把相当数量的不合格初中毕业生教成“学历加证书”的合格职校生谈何容易？“生源质量下降”是职教人的又一悲叹！
　　　　问题二：体系割裂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后发的教育类型，在体系上应该说是不完善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是很清晰。
　　其一是在层次上衔接不够。过去一般认为，“职业教育”从层次上看主要是指职高、中专和技校等中等层次，高职是众多人所陌生的，而且中高职在培养目标、课程、教学模式等方面也缺乏有机的衔接。中职与普通高校的交叉衔接更是缺乏有效机制。
　　其二是在类型上融通不够。初三后分流的职教与普教相互分离、高中阶段的职普二元并存，是我国中等职教模式的一大特色。职普相互融通和渗透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综合高中在国外是成功的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取得经验形成特色。普通高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也处于浅尝实验阶段。
　　其三是职业培训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没有正式的地位。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多地属于非正规社会教育系统。但随着职教事业的变化，成人的、非学历的职业培训也是中等职业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原有的教育体系显然具有局限性。
　　　　问题三：模式单一
　　尽管多年来职教取得很多经验，但用它本应有的“多样化”的内在特征来对照，依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化”的痕迹。
　　一是办学功能单一。几乎都办成学历教育、正规教育，非学历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只是一种补充形式。
　　二是办学体制单一。在北京现有的约220所中等职业学校中，仅有20所是各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其余均为公办学校。与国家积极鼓励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采取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不相适应。
　　三是办学形式单一。职业教育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的模式、以企业为主的模式、以企业和学校相结合的模式。我国是比较典型的学校本位模式，企业和行业参与的力度和广度不甚平衡，其中有认识问题、有政策问题、有企业的困难，但关键还是制度和机制问题。以学校为主的办学模式，带来的是资源和投入的客观需要与实际供给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高成本的学校模式也遭到世界银行专家的质疑，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发出“今后20年内，中国应把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减少为零”的惊人警示，引起国人官方和学者的争议，且不说这个判断是否合理，至少为什么、从哪个角度引发出这种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四是教学制度单一。学校系统的职业教育几乎都是长学制，或是三年制，或是四年制。一些经济和企业界人士认为，若单纯从职业能力和岗前培训的角度看，许多岗位职业（工种）根本不需要3、4年的培养；另外，职业教育和培训主要是面向企业行业，固定而不灵活的教学制度也不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
　　　　问题四：管理多头
　　在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多头分散的管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表现为：
　　一是部门分权。职业教育分属于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各行业部门多头领导。
　　二是证书分管。教育部门发学历证书，劳动部门发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不同行业又有执业证、专业技术等级证，等等。—个中等职业学校或一位职校生要面对多方证书考试。
　　三是中职与高职分统。同是一类教育，同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按层次分割开来：中等职教归职成教司（或处），高等职教归高教司（处）。
　　四是职前与职后分离。职前教育主要是教育部门的事，职后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多是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各行业、社会和个人的事。
　　总之，尽管职业教育很复杂，但多头的、分散的管理模式难免形成交叉、争权、推委、扯皮、门户之见等弊端。
　　　　问题五：质量遭非议
　　中等职教因为先天的不足（人、财、物、办学思想等）和后天的不利因素（社会认识、用工政策、政府导向、自身条件）影响，导致它的社会吸引力和认可度都不是很高。据北京教科院的一项“公众对首都教育现状的评价与预期调查”报告显示：公众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满意度状况，中等职教的分值最低（满分为5，中职为2.96），质量评价不仅低于学前、普通中小学和高校，甚至不如民办、私立学校及继续教育。这种状况需要客观地分析，至少职业教育的复杂性增加了职业学校教育的难度。
　　第一，文化基础课与专业技能课及实习的双重要求，在有限的学时下很难把握比重适当，二者的关系始终困扰着职校，畸轻畸重在所难免。
　　第二，升学与就业两个目标两种标准，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如何兼顾，难免此消彼长。
　　第三，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获得，孰轻孰重？道理上好说，实践中谈何容易！
　　第四，“双师型”教师的需求与匮乏的矛盾。在职教形势迷茫，理论和技能人才奇缺，人事制度、教师培训机制和流动机制没有健全的形势下，如何扩充“双师型”师资？
　　影响质量的因素很多，比如质量观、课程、师资、教学模式等等，但是，上述矛盾有些是学校难以摆平的，需要靠外力来缓解。
　　　　思考——中等职教发展的七个创新思路
　　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创新”的战略思想，这是促进我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从首都教育现代化与终身教育体系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要求出发，针对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从创新的角度提出与时俱进的新思路、新举措。我不揣在借鉴与思考的基础上，归纳出七点建议：
　　一、提高认识，营造氛围——改变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处于“非主流的补充性”地位，树立职教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主干地位，特别是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职业教育首先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极为重要但又是非常薄弱的一个部分，必须改变职教是“二流教育”的看法和做法。
　　职业教育区别于他类教育的地方就是其经济地位的日益突出：本土的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民族竞争力；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促进农村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哪个战略都离不开职业教育和培训。
　　相比而言，职业教育的接受者是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及其子女，实际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和发展职业教育。
　　要加强和引导舆论宣传，要刨造一个“重技术，重技艺”的社会氛围，国外“博士可能失业，师傅永久吃香”的现象值得深思。只有把正确的认识与政策和制度一致起来，职教才能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如用经济杠杆和就业准入证书制度的手段，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和技术人才的鄙薄观念，导向作用才算到位。
　　　　二、扩大生源，辐射周边——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兼收，北京人与外地人兼顾，在校学生与社会成员兼容；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职前教育与职后继续教育并行。
　　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今后几年初三毕业生逐断减少，普高和高校扩招的形势有增无减，人才学历层次高移也是一种趋势。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作用逐渐淡化，因此仅是学历教育的单一功能必须改变。职业学校更重要的是发挥资源优势承担非学历的职业培训。普通高中生、大学生的职业技术教育，成人的在岗、转岗及其他培训都是职业学校的重要功能。既为学生服务，又为企业服务和社会服务。
　　据统计，2001年北京城区和郊区的职业高中学校比例是67:33，而到2005年，初三在校生的城乡比例是45.6:55.4，初中在校生的城乡比例将是48.6:51.4。在适当调整北京城区和郊区县的学校布局的同时，还要考虑城区学校的办学实力和城区孩子的“追高”现实，应充分利用城区优势资源满足农村孩子的求学需求，更多地吸引和接收农民子弟到职业学较学习，从而为农村、农民和农业现代化服务。
　　据涠查，首都的特殊位置对外地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北京应适当放开招生政策，允许有能力的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以向外地辐射，既为北京服务，又为全国服务。
　　据资料，北京每年约有2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待就业人员约有7万多人，再加上现有企业人员也需要培训，这些人员为学校吸引受培训者提供了众多的对象。
　　　　三、多种形式升学，多种面向就业——探索中职升学的新模式，适当扩大职校生对口升学的比例；就业重点面向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现代制造业，并打入国外劳务市场。
　　中职不再是终结性教育已被认同，中高职衔接已成为改革的重要举措。北京市规定，到2008年，应届中职毕业生中升入全日制高职院校的比例将从现在的6%提高到25%；“专升本”的比例将达到15%。
　　关建是拓宽升学之路：5年一贯制的直通车；"3+2”或"3+3"的分段式；中职与高校的联合；借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职的专科＋本科。职教向普通高等教育的转向和沟通，给中职毕业生开辟多种上大学的渠道是拉动中职发展的有效策略。
　　直接就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毕业走向。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变化，第三产业将是中职生最大的就业市场，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私人企业也会因中职生“有技能、工资低”的实惠，乐意吸纳。关键是这些人的就业要改变“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跨国界就业将成为可能。职校学生必要的国际化能力如外语水平是当前亟待提高的。
　　四、延后分流时段，促进职普融通——由以初三后分流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高中阶段内分流或高中后分流为主，探索职普渗透的综合课程试验。
　　北京12年义务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新增劳动力的文化基础和学历要求（14年以上教育）、国外职普分流的经验、家长和学生对上普通高中和大学的渴求、“淘汰机制”下对中职学校的无奈选择、中等职教自身的局限性等等，都对现行的“初三毕业职普分流”政策提出了质疑的理由。延后分流是在新形势下值得考虑的思路。
　　笔者建议积极探索在高中阶段进行分流的实验。可先在一两个城区进行，高中录取不再分职普两类，第一步全按普高招生，到高二或高三让学生根据兴趣志向和实力选择职普分道，可以采取学校分流，也可以进行课程分流（同校不同课）的实验。
　　认真总结现有综合高中的经验和不足。综合高中的实质是职普相互融通和渗透，重点是通过课程体系来体现“职教普通化和普教的职业化”。以往二者的严重分离已经付出了“顾此失彼”的代价。
　　五、中职需做强，高职应做大——一职教重心逐渐上移，形成中等职教与高等职教并重的格局。
　　20多年来，北京职业教育从层次结构上，与全国一样始终是以发展中职为重点。但是，随着北京经济、社会的变化和首都的特殊环境，重心适当高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中等职教与高等职教并重是北京提出的—个发展战略。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人均GDP2000美元以上）时，职业教育的重点会从中等职教转为高等职教，而且中等职教都是在高等教育的扩张中逐渐稳步萎缩和重心上移的。北京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高教毛入学率超过40%，高职在高教普及化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积极发展高职并不等于削弱中职。中职要做强，要以调整结构和提高内涵为重点；高职要做大，以理顺各种办学形式，探索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重点，一些基础好的、办学水平高的中职学校可以试办“五年一贯制”，作为发展高职、拉动中职的一个试点。
　　培养高级技术工人是当务之急。据统计，北京市技术工人中，高级工比例为10%多一点，中级工不到40%，有一半以上是初级工。高级技师更是匮乏。在北京，中级工以上的技能型人才没有登记失业的；平均每一个高级技师有733个岗位等候。中等和高等职教对应哪一级技术等级或职业资格证书更合理，尚值得探讨。
　　六、适应市场变化，走多元开放道路——“一统多参”的管理体制，“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校企混合”的办学模式，“长短结合”的灵活形式，“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要求。
　　建立“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新型管理体制。建议成立市政府统筹的专设机构，加强对北京职教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为了加大社会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建议确立和发挥“行业协会”、各类相关学会、企业指导委员会的作用；要扩大职业学校的自主权，增强其自我发展的活力。
　　改革办学体制，推进职教的产业化。国家在重点办好一批骨干示范校的同时，通过优惠政策扶植和引导一些民办教育，积极探索国有民办、股份制办学、私人办学、企业办学、社会组织办学等多种形式，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职业教育推到市场上去。
　　逐渐改变单一的办学模式，还职业教育的经济性和企业性特征，加大对企业的法律责任制约，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探索学校和企业双重双效的职业教育混合模式。
　　职业教育要适当缩短学制。有些技能针对性强、易掌握的专业可缩减到1～2年或半年。建议将缩短职教课学期与高中阶段的分流及职普融通一并考虑。
　　我国加入WTO为北京职教的国际化提供了机遇和发展空间。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及培训体系、扩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际间交流与借鉴，“与国际接轨”必然推进北京职教的跨越式超常规发展。
　　七、更新职教质量观念，突出职教特色——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基本点，职业资格证书是着力点，创业能力是制高点，综合职业素质是落脚点。
　　过去职业教育在内容和质量评价上的排序是：知识、实用技术、态度和技能。现在人们对职教有了新的认识，职教的特色决定了在质量观上的要点：职业态度、职业能力比知识更重要；中国需要的是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带来的是职业教育、教学的一系列改革，课程、教材、方法要提高适应性；素质教育在职教的最集中体现是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