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慧明（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教授）

二十年前，一批致力于中国工业设计事业的专家学者齐聚福州，有感于对即将到来的开放中国必然表现出的工业设计需求，倡议组建中国设计家自己的组织。

十二年前，在经历9年磨砺之后，他们的宿愿终于得以在北京实现——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成立。由此，中国工业设计事业迈出了发展的一大步。

二十年后，我们遗憾地看到，今天的设计现状与当时的幢憬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人们可以用这十年来平面设计的进步彰显设计的成就，但还是无法回避那带着“工业”两字的核心——工业品制造业上的设计滞后，以及在这个领域里蹒跚的实践和“优良设计”的沉寂。

凡是在这二十年中置身过工业设计发展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感受过因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所带来的困惑、愤怒、烦闷、颓唐、冷漠等等坏心情。更多的人在感悟了“遇到红灯绕着走”的个中道理之后，从当初对“工业设计可以救国”的执著绕上了更为实惠的“环境设计”、“广告设计”、“CI设计”的快车道。时至今日，当年参加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中，能够不改初衷地坚持着“干”工业设计的人已经不多了，却有一批批新人不断加入这支带有“殉道”色彩的队伍。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以务实的态度审视自己的理想，以发展的观点剖析自己置身的现实，反思所经历的曲折历程，较好地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就不可能找到一条自己的工业设计之路。

一 理想的学界

二十年中，中国工业设计界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锐变。

如果说，工业设计事业在西方国家的发源和发展，是伴随科技革命和商品经济的浪潮，表现为一种合乎事物规律的、循着市场经济轨迹“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那么，80年代初工业设计思想在中国的导入，就更多地带有“超现实”的色彩，是席卷中国大陆的制造业革命风暴尚未到来前少数具前瞻眼光的学者发出的理性呼唤。重读80年代初所发表的那些著述文章，人们会发现当时提出的那些基于较成熟商品社会环境的“优良设计”、“设计文化”、“个性化设计”等理想目标，与中国社会正进行中的“兴办三资企业”、“引进资金设备”、“填补消费空白”等属“从无到有”层次的产业经济和市场热点是多么不合拍。

因此，在中国市场尚未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制造业缺乏高度竞争的生存压力切身体验、政府忙于铺垫规模化经济格局之前的整个80年代，学界对工业设计的一切呼吁和倡导，都显得那么苍白。

尽管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理由吁请社会关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科学性，从西方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但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滞后造成中国制造业重新起飞时的低起点，以及企业创建者与决策者们对“现代化”认识的局限性，注定了中国企业在产品开发上必须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无法绕过的对西方产品“模仿”的过程。虽然我们可以用官方语言婉转地将这种过程表述为“消化、吸收”，但本质上它必然表现为漠视并排斥自身的设计力量成长。对学界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理论导向上，中国的设计理论家对中国社会结构、大众价值理念、企业架构的知之甚少，使工业设计思想在中国的导入，肤浅为纯粹的理论说教，并决定了学界在推动工业设计事业时，不约而同地淡化其“应用性”主旨，弱化其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夸大其塑造未来的幻想作用，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学界过分强调了它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客观上也延误了企业对工业设计经济价值的尽早认知。

不少设计学者表现出对参与设计实践的胆怯。或许是因为自身的知识架构的缺陷，导致对经济、市场以及中国社会的甚少认识与了解，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回避对实实在在设计问题的切入和解决，掩盖自己实践能力的幼稚，并以一种看起来是超脱、高贵的姿态俯视中国企业。抱怨企业眼光短浅，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指责政府缺乏理解，唯独自己没有责任。而当他们一旦面对那些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简陋的生产设备、粗糙的加工工艺、价格至上的市场观念以及不那么“高雅”的消费口味等等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时，立刻就感觉到“设计”无从下手和不知所措。正是这样一种对工业设计事业过分理想化的认识和意识深层中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躲避的心理，在学界内构建了走向实践的无形屏障。

80年代工业设计发展表现出理想化、理论化的阶段特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设计观的影响。

西方工业设计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变革、技术演进、市场观念转换伴生的自然过程。但现代中国社会大众生活的“现代化”，却没有经历一个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国消费者并没有经历洗衣机由木制齿轮传动向电机驱动的涡轮旋转的百年演变，也不知道当80年代初当我们的国门向世界打开时，涌入生活的彩电、冰箱、录音机有过什么样的历史，他们认为这些工业品理所当然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本质上，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是构建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

这样的社会物质文明前提，也就决定了现代中国设计教育体系必然是以西方为蓝本。设计师培养模式、设计思维方法、设计风格式样、设计评价标准，无不带着强烈的西方色彩。因而，无论是20年前倡导中国工业设计的先驱，还是今天—般的设计人，都不可避免要用西方设计师的眼光看待中国企业、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工业产品，急切地希望用所“学”到的、发达国家经百年演变而来的设计方法、设计观念、风格式样解决和处理正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国货”设计问题。

所以，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夸大现代设计在商品社会中的地位，为自己营造出一个由设计师创造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远景，并滋生出很强的“设计可以改变一切”的幻觉与豪壮意识。

学界这种意识，与中国现实世界中消费者、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对设计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设计家不能够转换自己的立足点，站在企业的角度试着用对方的价值观去思考企业发展的利益，并且动手设计一件在现有生产条件、资金投入额、质量标准、成本指标、销售价格、市场潮流等因素限定下可能有较好市场效果并为企业带来巨大效益的新产品，无法使企业家们从统计报表的销售数字中切实体会工业设计的“价值”所在，又如何能够让企业家对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并且重视工业设计事业呢?

周而复始地清谈以及毫无新意的文字引用，时间久了必然日益乏味，连设计界本身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到9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那种繁荣的空洞理论研讨景象就逐渐式微了。

总体来说，工业设计学界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够坚韧的，在屡屡未能攻克实践这个“堡垒”的情况下，人们未能介理论上反思自己的基点问题，而是随着新的设计行业热点的出现，将理想与兴趣作了重新的定位和转移，许多前工业设计学者在90年代一波又一波的“环艺热”、“广告热”、“CI热”中崭露头角，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表现出新的理想热情，以致令人疑惑：过去对工业设计的那种狂热是否真正发自内心?

二 现实的业界

当工业设计学界为空泛的理论所羁绊，长期徘徊在实践之门以外的80年代，中国的消费品制造业从几乎是“零”的起点上，开始了自己的创建。它并非是基于美好的理想，而是在现实的经济杠杆撬动下，以市场为基点，为追求物质财富而启动的。但是，这种创建的科技基础却并非是“零”，而是以“引进技术”、“合资生产”、“来样加工”等各种方式展开的。尽管从现代消费水准来说，我们的起点较低，但在生产技术起点上，这场“生活现代化”的变革起点却不低。广义来说，是制造业在市场营造出的一个个市场热点，本质上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和大众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

然而，这种创建过程所表现出的“消费水准起点低”与“产品技术起点高”的两个特点，始终存在于制造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观念转变的过程。同时，各类工业产品的设计并未按照设计学者们的意愿由中国设计师自己设计出来，而是伴随生产技术的“引进”由西方舶来。

因为“引进”，中国人的消费生活实现了在短时间内由“落后”至“小康”的跨越。那是一个“水银泄地”的时代，随着一种种、一代代消费品从南至北的普及与替代，中国人逐渐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

企业家是现实的，他们不会像设计人那样把“设计文化”当作理想去追求，他们的理想由具体的销售数字构成，为了达到经济目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尽管通过模仿的方式推出“新产品”几乎被所有的设计人都嗤之以鼻，但非常现实的企业家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模仿的确是一钟“多快好省”的增加产品品种的力式。把别人经过呕心沥血，走过数不清的试验、失败路程之后奉献出来的产品创造，比着葫芦画瓢地仿制出来；既节省厂研制经费、设计投入，又节省了时间和为着拓展市场、让消费者认识新产品而付出的推广劳动和资金。既然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并未立法并且在尔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普遍没有“知识产权需要保护”的观念，为何要舍近求远、不在开发新产品上走模仿的道路?

对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的企业来说，逐步对外开放造成的市场发育不平衡本身就蕴含着最大的商机，可以利用“先走一步”的优势，把海外市场销售成功的产品丝毫不改地“吸收”进来，用自己的品牌制造(或干脆冒牌)，摇身一变为“国货”后进军广大的内地市场。在那个时代，消费大众还不像今天这样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正宗洋货”，面对大量闻所未闻的新奇“广货”，他们只知道根据自己的钱袋来确定是否“购买”，谁还去关心这些新产品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还是“模仿”的。

在整个80年代，工业设计总体上无法从实践上取得突破，客观原因是企业和社会还没有切身体会到真正的市场竞争与完善的法制社会规范下现代企业在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问题上必须采取的战略之重要性，更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把工业设计视作企业长期发展的生命线。置身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要求企业能够按照工业设计学者们的思维模式去发展新产品，也的确是操之过急和勉为其难。

从另一角度来看，工业设计事业的推广是一种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工程，仅仅是某件产品的设计成功并不能说明问题，需要由企业内部发育出绵绵不断的创新欲望和驱动力。而这种欲望存在的前提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与顺利运行了。在企业的长远利益并未与经营者的利益、员工的利益挂起钩来、并能以法律的制度完善保障这种利益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之前，企业决策者在新产品开发模式上必然倾向于“短期行为”，不可能去考虑自身设计力量的培植与队伍的建设。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不可能滋生出创新的愿望。而90年代中期前后能够在工业设计实践上有所进步的地区和企业，往往也正是在企业体制改革上走得较快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其正负两方面作用会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此消彼长。80年代的模仿虽然在启动制造业运转的初期阶段产生过积极效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其巨大的负面作用到了90年代也就日益显露出来。

我们今天所置身的中国市场与80年代相比已经产生了本质的变化：

1“卖方市场”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像80年代那样因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某类生活现代化所必须的新产品投放市场而造成的市场“热点”正在消失，无“热点”的“买方市场”正由南至北成熟。在所有的工业品生产上，均有众多企业在那里激烈地竞争。

2 改革举措在中国大地全面铺开，80年代的“特区”影响力正在减弱，因政府经济政策不同造成的地区竞争力差别正在减小，影响市场消费能力、观念的差距也在缩小。

3 海外发达国家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高，随着中国政府因申请加入世贸组织而一步步削减进口关税，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制造业集团采取“全球市场定位”和“本地化生产”的拓展战略，各类优良设计的工业产品如潮水般涌人中国市场，使广大消费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于不同地区的市场上买到与世界市场同步的新产品，不仅在价格上日益缩小与“国货”的差距，而且完全杜绝了80年代沿海地区企业利用未完全开放造成的市场“时间差”向内地销售仿制“洋货”而生产工业品的可能性。

4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打击侵权的力度增强，在法律上迫使企业必须放弃模仿西方产品的开发道路。
当这样的现实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于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80年代的模仿为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其对中国生活现代化的推动同样巨大。多年的模仿不仅阻滞了国内企业自身开发能力的提高和设计队伍的建设，而且表现出一种危险的趋势：不少企业如今很有规模了还在模仿!这就像一个巨大“婴儿”，身体已经是成人了，却始终断不了奶，维持企业生存发展最重要的“营养”——新产品，要靠别人供给。一旦别人不供奶了，这个婴儿就只有死亡。

就企业发展来说，模仿就像麻醉剂，短时间内，它可以刺激产生成功的幻觉；但长期服用，它将在不知不觉间破坏肌体，使你丧失身体健康并把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它。

从规范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模仿性的企业应当是规模较小的加工型企业。但是，在我国却有相当比例的大型制造企业到目前为止还是靠模仿来“开发”新产品，中间不乏一些“名牌”企业。当然，它们的模仿更多是对“洋货”的模仿。依赖模仿，以投机心理得过且过地对待产品开发设计，是非常普遍的现实。在许多巨大型企业里，我们几乎不能找到一支在人员数量、素质上可以与国外普通中型企业相媲美的工业设计师队伍。

90年代初以来，虽然沿海开放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在市场竞争中意识到自主开发设计新产品的必要性，尝试组建自己的设计队伍或者寻求社会合作，但是因为工业设计学界在理论上不能给予既脚踏实地、又着眼企业发展未来的正确指导，使企业的产品设计具体操作完全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忙于举办各类空洞的“面向21世纪设计研讨会”，并且沉迷于向环境艺术、广告、CI领域的扩张和延伸，为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抹上了浓重的“空心化”色彩——外围热热闹闹，核心冷冷清清。

既然在整体上未能对国内各地所出现的设计实践探索与现实问题加以及时的交流、切磋和研讨，张扬成功的案例，推动水平的提高，促使企业采取措施将工业设计提升至经营战略层面加速发展，设计实践就变成了孤立的、在企业与设计师之间发生的纯粹经济关系，企业自然而然地把工业设计当作解决市场竞争燃眉之急的“工具”。于是，工业设计师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企业产品销售不畅了，找工业设计师来“设计一下”；产品畅销了，就把工业设计丢到脑后了。所谓“生产第一代，储备第二代，开发第三代”的良性设计循环只是存在于美好想象之中。
因此，我们无法指责那些已经走上工业设计之路的企业以及今天坚持在实践中的工业设计师们，更无法将他们的设计成果与西方加以比较。置身于多年模仿形成的惯性氛围之中，为多种困难所员绊，尽管势单力薄，仍旧要奋力向前，这就是目前制造业中工业设计的现实。

三 曲折的实践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工业设计是一门应用科学，如果失去实践的依托，它将不具备存在的价值。
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京城就曾出现过意在从事产品设计实践的设计机构，也做过一些可贵的探索。是因为当时国内整体经济环境以及京津地区所缺乏的市场化制造业基础，注定了这种早期的实践尝试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由工业设计的发展规律所决定，实践应当在最早对外开放和形成消费品制造基地的地区发生。因此，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成了工业设计师最早的实验场。尽管今后随着国内地区之间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这个地区未必能够始终扮演在设计实践上“领头羊”的角色，但迄今为止，珠三角毕竟仍旧是国内聚集工业设计实体机构最多、职业设计师最多和实践机会最多的地区。

80年代末，自开放以来始终保持高速度的中国经济在政府干预和消费观念剧变的影响下冷却下来。市场展露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端倪。因为预感今后白热化竞争局面将要出现，珠三角地区的部分企业家最先感悟“设计”的价值，尝试将其作为竞争手段引入自己的企业，拉开了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由理论融入实践的序幕。

虽然最初的实体创建是由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始的，但是在尔后近十年进程中，完全由职业设计师创办和组成的合作经营、私营体制的设计公司则逐渐成为主角。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为经历过一段低潮后的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高潮再起注入新的生机。竞争的市场态势日趋明显，少数企业在危机面前开始认知工业设计的价值，表现出对创新的需求。同时，政府对私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政策的日益宽松，客观上也为职业设计师走上实践舞台提供了基本社会条件。

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当珠三角这些早期涉足实践的工业设计师们一旦从热闹的理论中走出来，面对那些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以及那些已经习惯于由上级下拨生产计划安排生产、无丝毫“市场竞争”观念的国企决策者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工业设计的认识是多么肤浅，以至不知如何下手。同时，翻遍当时的出版物，他们惊讶地发现：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原来都是设计之前的“观念”如何重要与设计之后的“作品”如何好，唯独没有设计之中的“过程”如何操作!他们最想得到的，是由剖析设计案例构成的实务理论的指导。

实践变成了摸索，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

实践告诉他们：工业设计师必须与企业建立共同成长的合作关系，必须学会设身处地的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从有益于消费者、便于生产、降低成本、促进销售、提高利润各个角度综合考虑设计创新问题。只有企业得到发展，工业设计才能发展。

实践告诉他们：以“救世主”的姿态光临企业是不行的，工业设计师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虽然在产品创新中工业设计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却不是唯一的。离开了高水平的工程设计配合、到位的资金投入、精致的生产摸具制造、严格的质量管理、创造性的销售推广和周到的售后服务，自己将一事无成。工业设计师的工作绝非使用方式的空想和表面的产品造型美化，应是工业产品制造系统工程的一环。

实践告诉他们：产品设计是限制下的创新，现实中绝对没有不受任何约束的“开发设计”，不着边际的设计幻想只是感性的泡沫，企业所需要的是能够在技术条件、工艺水准、资金成本和适当价格规范下最大程度发挥设计师创造力的真实产品。

实践告诉他们：检验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不由设计师决定，而由市场来界定。“好的设计”不仅应在产品创造性上具备特点，更应该表现为良好的销售绩效，它必须为消费者和制造者都带来收益。

实践告诉他们：工业设计师只应在设计创意上保持个性，但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学会如何与别人合作的艺术，能够容纳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设计的意见，并对自己的设计作出必要的修正或妥协。

而这诸多的实践感受，虽非涉及产品设计的具体操作，却决定着一个工业设计师能否正确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最佳工作方式投入设计实务。

一些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和初期的波折、如今已走上平稳发展道路的工业设计师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最初触及实践课题的时候，企业对你持怀疑态度：不知你能否把一个在艺术家们看来是“俗”的产品按市场与生产的要求顺利地设计出来，因此往往可能会提供一个明确的设计构想，只希望借助于你的专业技能将其完善。如果这时你是不屑一顾、或者固执地坚持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构想，你将永远得不到实践机会。相反，如果你能够虚心接受企业的建议，将对方的意图与自己的理解作恰当的融合，使设计结果比对方的预期还好，无形中就建立了企业对你的信任，对方会把第二、第三项产品设计课题交给你。如果你仍能尽心尽力地取得每一项设计的成功，这种信任度将大增，以致企业不再在提出新课题时附加自己的意见，让你完全放手做设计。如此一步步推进，最后你会成长为在设计实践能力上为企业所信赖的优秀设计师，企业会奉你为能够带来市场成功的“财神”。至此时，工业设计才能真正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最需要的，是反应机敏、富于灵活性、能够将企业的经济利益与设计创造力做完美的融合并将其发挥至极限的设计师。

最近五年来，珠三角地区部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在创新开发工作中开始有工业设计师参与，其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电风扇、燃气热水器、抽油烟机、消毒碗柜、电饭锅、组合音响、VCD机等目前大众消费的主流产品，已基本摆脱了以往对海外产品的模仿，而且赛设计、竞开发的风气开始初步形成。在少数已组建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内部和几位已有一定影响的职业设计师周围，也聚集起大小不等的设计队伍。由他们手上，已产生了少则数十件、多则上百件已批量生产定入市场的新产品设计。有人自豪的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商场内找到十几件自己的设计作品在不同的售货区销售。

然而，从设计行业各领域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工业设计师们仍旧在走一条最艰辛的路：它起步不晚，发展却最缓慢。在广东地区，广告设计、CI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与工业设计的市场实践起点几乎是同步的，都在80年代中后期。但是经十年左右的变革，如今已大不相同：据不完全统计，以广告、CI策划为主的专业广告公司和平面设计公司已有七干余家，而大大小小的环境艺术设计、装修设计工程公司则逾万家，但职业化的工业设计机构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家。如此悬殊的差距，既表明制造业在产品创新方面需求的严重不足，又说明工业设计的“黄金时代”还远未到来。

由历史和文化的深层原因，使国内企业在衡量各设计专业的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追求都市的奢华气派，使投巨资于建筑的装饰观念为社会普遍认同，为环境艺术设计短时间内爆炸性膨胀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为这个设计领域创造出天文数字的经济效益。低技术为主的产业特点，使绝大多数企业把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靠文化和艺术营造出的浮华企业形象，在食品、制药、酒类、化妆品、房地产广告轰炸各种媒体的同时，大众在消费这类产品所讨出的货币价值中，含有大量付给广告业的费用。

但是，长久以来在我们这个民族中“科学技术价值低下”的惯性观念，使企业普遍不能用同样的价值观去衡量与环艺设计、广告设计一样由创意和图纸、模型构成的产品设计。企业可以付出上百万元拍摄一条3O秒的广告，花数十万元设计一套 CI，却很难愿意投十万元给工业设计师设计一件有可能带来很大市场效益的新产品。而工业设计师所投入的智力劳动和时间与广告、CI可能是相同的。从价值取向上看，目前国内的工业设计业基本是一个无利可图的行业，多年以来各地大专院校兴办工业设计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大面积“改行”、以及多数工业设计的教师“干”其他类别的设计实践现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于扭转。

社会潮流是无可厚非的，那些十余载执著于工业设计实践的设计师们，在旁观者看来就颇有些“殉道者”的味道。

四 瞩望转折点

虽然，中国工业设计经20年历程所取得的进步很不如人意。但在不少执著于此事业的人们心目中始终怀着希望。大家经常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各种冲突时这样开解自己：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开放，经济一定要发展，工业设计的“黄金时代”迟早会来。而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存着某种希冀：盼望借助某种社会变革作为转折点，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而这个转折点已经一步步迫近了。它就是“入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都会用“关税”的手段，通过向进口商品征收一定比率的进口税金，以提高其销售价格，使本国商品保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价格低廉的优势。然而，这种“关税保护”是利弊并存的——虽在本国市场上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但本国商品出口到别国时则会受到别国的关税限制。而且，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关税”所保护的往往是“技不如人”的、缺乏竞争力的落后商品。

经济改革20年来，中国的大门是逐步向世界打开的，对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也在一步步降低，目的是渐进式的引进竞争，使民族工业慢慢适应国际市场的环境，最终将关税税率降至世界通行的标准，使中国企业和市场融入互通有无的国际大家庭。

近年来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把民族工业“逼”上国际市场了。去年四月份，我国已开始单方面减让进口工业品的关税，宣示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心。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在关税保护羽翼下，永远不会产生世界级名牌企业。唯有在优胜劣汰的公平、残酷竞争中，中国民族工业才真正能够强盛起来。

但是，客观地看，在国内数十万制造性企业中。迄今为止在企业心理和人才配备上做好了迎接“入关”挑战准备的企业还在少数。

从最近一两年来由国内企业推向市场的新产品面貌来看，富有独创性的产品非常少。市场上很多国货“新”产品与旁边所销售的“洋货”一模一样。这种国货在设计创新上“乏力”的现象在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上表现的最为突出。而且，不管这些企业是否承认，内心里它们是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越晚越好。因为，这是它们与“洋货”争夺市场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如果中国获世贸组织接纳加入，进口产品将会获得“国民待遇”——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与中国企业同样的政策，那么这些“洋货”就会与“国货”一样便宜。这也就意味着“国货”可能会在款式设计、内在品质、销售价格等主要因素上均优于自己的“洋货”咄咄逼人的竞争面前全方位溃败。这的确是每一个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内企业模仿的道路走到了尽头。因为随着大批“洋货”涌入中国市场，海外制造商必然要在中国注册自己的技术与设计专利，杜绝被抄袭模仿的可能，而中国政府为了加快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也必然逐步加大打击模仿侵权的力度。

可以预见的景况是：当绝大多数设计水准较高的国外产品以减免关税后的较低售价进人中国市场之时，靠产品设计、先进技术、优良品质竞争的新时期也就到来了。价格仅反映产品的档次差异，不再是衡量“洋货”与“国货”的主要标准以及影响消费者决定购买何种商品的首要因素。而能否具备独立自主的创新设计能力则成了衡量企业竞争实力的第一条件。国内企业在面临“不进则退、背水一战”的局面下，被“逼迫”而下决心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各级政府主管工业发展的部门也就不再是皮毛地简单发号召，而会真正脚踏实地的抓工业设计工作。因为不这样做，不仅自己国内的市场要丢掉，中国产品也进入不了别人的市场。全世界消费者的购物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只买自己认为好的商品。

从设计实践的发展趋向来看，伴随企业体制的变革，工业设计取得“突破”式进步的希望，不在于企业创办的专业设计部门，而在于职业工业设计师队伍的成长，在于作为一种智力服务的商品形式，工业产品设计市场的产生与成熟。
在国际设计界，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普遍看法：观察一个国家设计创新水平的高低，应视其“职业设计师”力量的强弱。9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工业设计舞台上重振当年的雄风，就是因为出现了一支非常强大的职业设计师队伍，已经能够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职业设计师，在西方又被称为“自由设计师”，是与从属于制造性企业的“驻厂设计师”相对应的一类工业设计师，其“自由”的属性，是指他们是以群体或个体的形式创立职业性的工业设计公司、事务所或工作室，通过向生产性企业提供创造性的设计服务而立足于社会。职业设计师队伍的出现和存在，说明按传统观念看来本属于企业内部带“保密”性质的设计创新活动社会化了。

因为目前国内企业在用人机制上的保守与观念陈旧，使一些已经建立工业设计机构的企业在如何管理创造性劳动人才、激发创新活力、奖励设计成果等方面暴露出诸多缺陷与不足，其结果是难于留住人才，使大量优秀设计师流向社会，逐渐聚集成职业工业设计师队伍，使工业设计实践日益面向市场、日益商业化。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预测：如果未来中国工业设计界能够有人走向世界的话，必然是职业设计师。

今天，我们已站在新世纪的门口，置身于发展工业设计的理想与严重滞后的社会现实所交织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面对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未来，唯有扎实的设计实践，才是缩短差距、平衡反差的出路。

再给20年的时间与空间，我们一定会看到这块土地上工业设计的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