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司法本身内在相关的缺陷，人们在获得诉讼的便利之时，也需要付出时间、金钱，乃至不公正判决的代价。这种代价在宪法监督司法化方面同样不可避免。说到这里，又使我们想到一个古老的话题，即在所有的人造制度中，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的。一种可欲价值的实现，通常是以另外一些可欲价值的牺牲为代价的。在宪法监督司法化方面，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个悖论和怪圈。人们在获得宪法诉愿便利的同时，也要付出上述的代价。不过，两相比较，为便利而实现的亲民价值，较之其他付出而牺牲的代价，在法理上和情理上都应当是可欲的更高价值。我们应当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前提：宪法保护的是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其价值是最高的。在现代社会，她构成了个人生存、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宪法基础性资源。
    （七）司法权威——崇信价值

    应当指出，对这个价值的认识基本上是出于个人的价值感受和价值偏好，可能不会得到普遍的赞同。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应该明确一下，要把权威引向什么样的崇信价值目标。这里的崇信是专指宪法崇信，而不是泛泛的崇信或其他的什么崇信。这里的宪法崇信，并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尊重宪法的崇高地位和极大尊严”之意，甚至也不只是指从尊重宪法权威到自觉地遵守宪法这样的逻辑延伸，而是指更深层意义是的崇拜直至信仰。如果要说得更明白、更彻底的话，就如同教徒和信众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那样虔诚和崇信。人民对于他们国家的宪法，就应该崇信到这样的程度。至于为什么，下面再讲。
    其次，司法权威是否能够实现对宪法的崇信价值？我们相信能。当然，从绝对意义是来说，政治权威、行政权威都能实现某种崇信价值。例如，政治权威就能够导致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崇信，甚至会造成对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人物的个人崇拜；行政权威也能够导致对行政权的崇信或对行政首长个人的崇拜。而司法权威就相应地导致了对法律的崇信。“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恐怕就是对法律权威崇信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权威都可能实现某种崇信价值，但仔细分析起来，这种都与崇信价值之间具有各自固定的对应性。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导致对法律的崇信；相反，司法权威也并不直接导致政治崇信。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将司法的机制与制度引进到宪法监督中来，那么，通过司法权威在宪法层面上发挥的影响作用，就应当能够实现对宪法的崇信。
    再次，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一定要实现对宪法的崇信价值？难道如果人们做到严格地依宪法办事、模范地遵守宪法，或者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还不够吗？如果撇开人们的价值感受或价值偏向，对这个问题并不难加以回答。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承认宪法、宪政、宪治对于人们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实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乃至更深层意义上的个人潜能的发挥、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我们就不应该只满足于尊重和遵守宪法的理想层面上。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惟有更加崇信宪法，才能更自觉地尊重和遵守宪法。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经验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美国是一个在基督教义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民中大多数人崇信基督教义，并经常参与教会的宗教活动。有学者指出，美国宪法就是用《圣经》的语言形式写出来的：“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一宪法功能可以将一个宪法变成一个半宗教规范，并将人们的联盟变为一个半宗教的义务。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崇拜使得宪法团结的功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在美国，圣经语言的精神鼓励人们遵从无可争议的宪法权威。”1另有学者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无论是欧洲的宪法，还是美国的宪法，由于有了违宪审查的机制，其实实在在的至上性能经常得到肯定，终于使宪法变成了“圣经宝典”。2当他们组建国家、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之后，就将对基督教的崇信“移情”到对宪法的崇信上来。长期以来，美国人的确已经对宪法达到了崇信的程度，人们只要一提到某条宪法规定或某项宪法权利，敬畏之心便油然而生。正是由于对宪法的崇信已经达到溶化在国民社会心理意识的程度，所以才能建立和实行稳定、发达的宪政。有了发达的宪政作为发展的基础和支持，社会和国家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与进步。长期的稳定、发达与进步，最终造就了一个无人能够予以匹敌的超级大国，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进行研究的宪法和宪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