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明确提出规范宪法学研究范式。规范宪法学的提出给“大大咧咧”“莽莽撞撞”（林来梵语）的当代中国宪法学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泛起了个别犀利的批评与不屑。

　　当认识并且采信这个理论或者方法时，我们又应该进一步了解规范宪法学目前的研究进展状况，以便把握自己的学术途径和路数。

　　一、规范宪法学的方法。

　　林来梵的规范宪法学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理想这两个层次提出的，那就是“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具体而言，这两个层次的基本内容表现如下：

　　所谓第一个层次，即“我们必须让宪法学返回规范，具体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致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立足于这一立场，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它宪法现象则只是为完成上述任务服务的次阶任务。换言之，它的‘终极关怀’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规范本身；它恢复了规范科学所应有的本来面目，并力图围绕规范形成思想。我们姑且将这种宪法学称之为‘规范宪法学’”。显然，林来梵不满于当代中国宪法学的浮躁于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附庸的论说。

　　在他看来，法学包括宪法学首先是关于制度的科学。脱离对具体制度的考察，不能算是法学。恢复法学本来面目，就要“返回规范”。

　　对此，如对人权的研究，如果停留在观念思想的考察，那么和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就难有区别和意义。法学研究者必须“围绕规范形成思想”，把法学做成真正的精致的社会科学而不至于空洞化。为此必须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漂浮在所谓的价值理念研究上，过多地言论“法治”“民主”“宪政”“分权”等，形成所谓的“大词法学”和“高级理论”，过少地关注本来是安身立命之本的法律规范。林来梵指出：“基于此，宪法学的门槛被一降再降，政治学和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即使以‘粗放型’的宪法问题研究，也就足以轻易取代了宪法学的劳作，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宪法学之悲哀’，这种情形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以至于宪法作为根本法和母法的地位受到私法学者的质疑，所以才有梁慧星教授提出的“私法优位论”，以及徐国栋教授所提出的“民法宪法同位论”。虽然法学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也曾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但是究竟着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

　　张义清教授认为，做宪法学要有自己的一把“大刀”，就是掌握方法论，其基本思路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这也就是林来梵反复强调的“方法论的觉醒”。

　　在第二个层次上，规范宪法学要始终坚持价值性和理想性，摆脱纯粹法学的套路，避免以C.施密特（CarlSchmitt）为代表的德国规范主义宪法学（国法学）遭到了纳粹的利用而沦为“政治的婢女”的教训。而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端洪等所复出的“政治宪法学”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规范宪法学认为，“……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体现了立宪主义精神、并具有规范实效性的宪法规范，但在笔者看来，它不仅是宪法规范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且也是宪法规范的一种理想形态；它不仅具有最高法的效力（validity），而且也具有最高法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它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论、或曰一种单纯的规范科学，而是一种拥有一定理论内涵的知性体系。而且由于其方法论上可能存在的缺陷在理论上得到了自我的救济，这种体系实际上可拥有相对自足的结构。”林来梵并不是简单地强调极端的规范主义研究，搞法条主义或者法律拜物教。强调以宪法规范为主要的、核心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要排斥其他。而是围绕实定宪法秩序及在此基础上适度保持宪法学方法论的开放性。对此，林来梵明确指出：“根据日本原‘京都学派’宪法学家们的观点，这一‘宪法现象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了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附属文件、宪法判例等；2.宪法意识：其中包括宪法学说、宪法思想以及人们的宪法感觉等；3.宪法制度：指的是根据宪法规范、并为了将宪法规范付诸实现而被组织出来的国家的代表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等机关装置的有关制度；4.宪法关系：围绕规范、意识和制度三要素所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

　　在上述四大要素中，宪法规范显然乃处于轴心的地位，而其它三大要素则基本上均围绕着这一轴心而展开。

　　相应地，《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中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首先，确立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其次，落实规范宪法学的价值核心———宪法的权利规范，具体研究1982年宪法的各种公民权利（《宪法》第33条至第56条）。再次，规范宪法的生成条件———宪法保障机制，论述宪法规范有待于升华为“规范宪法”才能获得实效性，并进而值得予以彻底保障。最后，规范宪法的制度保障，包括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司法独立的实现模式等。

　　二、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意义。

　　规范宪法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主要基于一种纠正的思维，其学术使命是要矫正国内宪法研究的过于理念化和笼统化的做法，适当引进分析实证规范主义的精神而又不至于完全坠入凯尔森（H.Kelsen 1881—1973）的纯粹法学故辙。一方面着意于法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否定法律之外的价值研究，中心是以“规范”来连接二者。

　　形成“事实—规范－价值”的研究套路。他认为，中国宪法学“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应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如此，直至世纪之交的今日，在面对宪法现实时，‘苦闷派’必然继续苦闷下去，而‘苦斗派’也注定需要苦斗”，原因就是没有明白这个研究套路，抓住核心研究对象即规范本身。对此，提出宪法解释学的韩大元教授也颇有同感，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恰恰就是‘重现实需求轻视规范’的意识。一方面，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有意或无意形成了轻视宪法的潜在意识。当宪法文本与现实状况出现冲突的时候，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冲突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规范与现实的矛盾，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或习惯于修宪权的运用，这种‘重修改轻解释’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宪法思考方式的封闭性与教条性，同时反映了轻视规范价值的宪法认识。”就其学术性格而言，笔者认为，实际上还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中庸之道，走中间的规范来串起事实和价值两头。

　　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规范宪法学的巨大而及时的理论意义。对此，笔者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

　　第一，对于宪法学者而言，林来梵的规范宪法树立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学界仍未在整体上达至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之境界”恰恰针对之的一个提醒和不满。把法学做成像法学的样子，而不要使“政治学和法理学等其它学科即使以”粗放型“的宪政研究也就足以轻易地替代了宪法学的劳作”。林认为是由于主要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总的来说，我国迄今的宪法学方法有很多，但最显著的方法就是这种解说性的方法。

　　解说性的研究简直不能是叫研究，沦为被鄙视的注释法学和概念法学。这种套路注定不可能有太多的创意，在理论上难以有整体的创意和建构。二是个性化研究的不足。从林来梵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看出，其著作和以往的教材式的书是不相同的。个性化实际是表面，内在的反映的是思想和研究角度和方法论的迥异。林来梵不仅是在方法论本身有批评和纠正，而且是它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这点来说，即使不同意林来梵学说的人也有借鉴之用。

　　第二，对于宪法学派而言，林来梵意在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学说，他提供一种以规范为核心的，兼顾事实与价值的宪法学研究范式，救弼当下宪法学的贫瘠和问题。至于这个学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被发扬光大，自成一系，要看林来梵的后续研究及其拥护者的跟随研究状况。尽管如此，林来梵的规范宪法学和韩大元的宪法解释学一样，毕竟是一种学派的努力。虽然对于它们的种种批评和质疑很多。例如，关于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关系如何厘清和错综的主张影响到二者的确立问题。规范宪法研究的现实基础也受到怀疑，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使宪法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更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是不是在虚空的理论体系中独自哀唱？传统的宪法研究也许是现实的一种无奈的消极的反映。这样，宪法学的研究就此出现了争议和派别的分化。这种问题和争议本身就是宪法学的发展。

　　第三，对于宪法学科而言，规范宪法学显然在学科意义上格调高于韩大元的宪法解释学。规范的分析有法律实证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之别。以规范为中心，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韩大元基于宪法的解释来理解宪法现象，在理论视野上有高下之分。传统的宪法学研究处于解释主义和简单的意识形态的说明和拥护，完全丧失本身理论的价值，所以也不必追求方法论的创新。规范宪法学的展开和唱扬则是一种“背叛”性尝试和“标新立异”。

　　但是也应该看到，规范宪法学还主要是方法论上提出新见解，就学科意义，其最大的贡献在目前看来还只是批评和指出新路，至于在这个新路上能否有真正的成果和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