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官们每日都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情况，对于众多的案件，即使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依循，或者虽有法律可援但却过于宽泛，他们也得作出相应的判决。人们当然不希望法官们被不完善的法律捆住手脚，于是便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另辟蹊径，终于找到了解决此类问题之道。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伦理学》中曾经预见到这种情况，他把“个别公平”（希腊词“epieikeia”）与通常所用的“法律”一词的原义明确地区分开来。在罗马法中，授予皇帝们以不受法律拘束的广泛特权。一旦皇帝（或作为其顾问的法学家们）认为适用某一成文规则或其他规则会导致一种不适当或不公正的结果时，他就有权在审理这一特殊案件时宣布该规则无效。在古罗马的市民法中，如果执政官认为某些规定僵化和狭隘因而不适宜作为审判的依据时，允许重新起诉与辩护。这种创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即所谓的“裁判法”。在英国，当大法官法庭第一次准许强制照约履行时，该法庭便以“平等和良心”作为这种决定的依据。当时法官们认为，普通法所规定的损失补偿救济不足以补偿原告因被告违约而给他造成的损失。从中不难看出，这种凭法官们在审判过程中作出的“平衡”，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普通法的规定。这种情况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由于反复出现，逐渐演变成为独特的法律体系——“平衡法”。平衡法既不是基于一条现行法律规则，也无意为以后的判决创设一系列新的先例。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在一个以某种不可能以相同或相似方式在现实中重新出现的事实组合为特征的案件中，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平衡法后来传播到了北美殖民地，并在后来美国的法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总架构下，为了使司法机制与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与变幻无穷性，不惜部分地牺牲现行法律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法官们变通执行，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人们既然把正义确立为法律及其制度的最根本的价值之一，就必然地贯彻到法律的原则和包括司法在内的法律制度中去，这应当视为理所当然，势之使然。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宪法监督的司法制度中。宪法监督的司法化尽管与普通司法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其价值取向上却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只不过宪法层面上要实现的正义更带有根本性和总括性。我们之所以认为宪法监督司法化在价值上是可欲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始终对司法公正满怀期待与祈盼。既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司法机制与制度被赋予实现正义的价值内涵，并在制度的演进中开辟了各种通向公正之路的通道，那么，在人们建构宪法监督体制中，很自然地希望能够将这一宝贵的法律资源引入到宪法层面中来，以司法公正的机理与建制来实现更高层面上的社会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通过引入司法审查与裁决来解决宪法上的政治争议与基本权利保护，最终达到实现正义价值的目标，不仅自然而然，而且合情合理，同样是势之使然，势所必然。
    （四）司法程序公开——透明价值

    在当代的民主进程和人权发展中，民众的知情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保障民众知情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对政治进程和政治决策增加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民主政治进步的内在要求，并正在逐步得到实现。本来，从民主最本来的意义上讲，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就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应该让人民知道政府正在为人民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这才便于人民对政府的施政行为进行监督。在当代的宪法观念中，知情权正在逐渐被承认是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即基本权利。为保障这项基本权利的实现，相应地发展出一些制度和措施，如让民众旁听议会的各种会议、方便地接近和查阅政府档案、对政府文件实行定期解密、政府经常或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等等。据说，在德国的一些市政议会办公大楼，全部用透明玻璃建成，议会大楼内的一切公务活动，人们即使站在楼外的马路边，也能一览无遗，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在当代，政府施政的透明程度，已经成为该国政治是否清明，民主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的特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