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
经济运行风险难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１９９７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
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２００１），而是
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
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 是经济的基本
规律，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７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３７．５３％、１１％、１９．１６％。 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迫切心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可控性。
三、财政危机确实存在
１．"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 。［７］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蔽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
企业，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６０－７０％；山东省蒙阴县银麦集团、鱼台县孔府宴集团都大约提供当地财政收入的９０％左右。经济决定财政，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临朐县著名的标王"秦池酒厂"衰败前后，当地政府公共收入亦成云泥。
２．隐性负债 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而低工资和剪刀差的贡献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在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
问题，政府的养老金
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测算，这部分债务１９９４年占中国ＧＤＰ的４６－４９％?大约为２１ ４６８－３２ ２０２亿元。［８］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
发展的最大障碍。
３．或然负债 或然负债是指政府可能的支出。政府是用来防御公共风险的，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会使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性。当私人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的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然负债便产生了。
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国有
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居民储蓄硬约束和国有企业软约束下形成的巨额不良债务，仅从已实施债转股的规模来看就有１２ ０００亿，而总额接近２７ ０００亿。在加入ＷＴＯ后，外部的冲击要求中国必须放松金融管制，银行的倒闭、股市的崩盘等等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都要求政府为此增加额外的储备，这必然加大财政的支出压力。
４．金融抑制收益 金融抑制收益其实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李广众，２００１）。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薄弱，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信贷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依赖于信贷来为投资筹措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是主要的信贷供给者，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依赖政府。政府的金融抑制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如我们实行的非市场化的低利率，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向，证券市场中的歧视，以及债转股等都是其表现。通过金融浅化，政府隐性地减少了支出，实际上增加了收入。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金融深化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收入。社会交易成本
理论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加入ＷＴＯ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也要求我们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而一套较少管制的自由的金融制度从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有助于公共收入的提高，但从短期来看，它只能弱化政府对公共收入的获取能力，这有点类似于"Ｊ曲线效应"。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要求加快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最基本的要求的满足，会使政府借金融抑制而获取的收益锐减。资料表明，主要由本币贬值及利率水平差距带来的金融抑制收益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间大体为ＧＤＰ的０．７１％以及各项税收收入的６％。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９］和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１９９８）［１０］的大前景下，李广众（２００１）估计，只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后政府的隐性收益将减少１００亿到１５０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