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居民储藏存款余额已达七万多亿，资产管理公司所持的国有不良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顺利出售都表明了购买力不成问题。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值为参考进行定价，"天下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２．非国有经济的制度完善
公有资产出售可以看作一个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有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算不上积极主动的完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接。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　　

我们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我们虽然不赞同下面的观点：在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即社会主义国有制与行政协调之间具有弱联系，国家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兼容的努力是徒劳的，"第三条道路"行不通（科尔奈１９９２）。但是必须认识到国有经济一次次试错的结果和非国有经济极强的生命力，更为现实的是要正视非国有经济萎缩引起经济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樊纲（２０００）曾经提醒到：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增长停顿的情况可能发生。

第二，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帕累托改进的状态，培育非国有经济必然会收缩国有经济，会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因此，作为广大公民代表的国家应该在扫荡改革阻力上负起全责。这里还隐含着另一个层面的意思，中国的入世可能会使政府放慢破除阻力的步伐。在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大背景下，外部的冲击会给我们的市场化进程带来机遇，但是如果只是依赖外援而忽视自力更生，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而我们一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内部的改革会更重要。　　
在我们看来政府需要主动改革的几个要点（当然非国有经济本身也需要改进）包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下来不明产权的清理、鼓励和允许许多领域内的私人投资、鼓励民间金融、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的国民待遇等。

３．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　　前面的两个建议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要真正地实施，则尚需时日。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其难产或流产，因此，它是远水。近渴的解除还依赖财政管理的技术改进。技术改进的目标应该以减支为主，而不应该注重于增收。费税改革、政府采购、国债资金的使用、对国企补贴的取消、行政开支的缩减、政府资金的效率、公共决策的配合等等都可以暂时地缓解财政的窘境，但它并不能根本地使财政远离危机。


注释：
［１］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２］有学者用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收入额来表示债务依存度，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不妥。一，债务收入不宜包含在财政收入当中，否则，财政收支就永远是恒等的（陈共，１９９４），因此，此比值意义不大；二，因为存在着"递延性"问题和"Ｘ－非效率"因素的存在，使得以财政收入来衡量财政规模的准确性较差，而用财政支出则比较合理（李俊生，１９９４）。
［３］有学者用债务收入额代替国债发行额，因为上一财政年度国债收入结余额通常较小，二者可以替换使用，而不影响做出判断的准确性。
［４］具体的分析请参阅 魏凤春："政府公共投资的性质"，（《体制改革与经济杠杆》页９８－１０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出版）。
［５］比如说，１９９８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放缓，全年投资为负增长（－３．８％）?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冲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