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

  虽然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主要属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但为了从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我们需要对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背景有个简单介绍，毕竟，从外在环境的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经济心理与其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农业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当今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费孝通所说的乡土性质，而之所以具有这种乡土性质，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中国传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在对土地和天气的依赖中，中国人的心理节奏便与自然的节奏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拍，虽然不断地改造自然是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但顺应自然往往是更明智的选择。不管外在世界发生如何变化，“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的节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中原地区之广大，往往使中国人觉得这就是天下，即使还有域外之民，那也是不值一提的夷狄，并不是文明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农业文化。
  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不可能随意迁徙，安土重迁的桑梓情谊具有重要的价值，以致将大量的人口牢牢吸附在土地上。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也确实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以致这种文明对周边的文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周边的其他文明都为它所同化，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无论哪一种文明成分，人种或文化的特征，一进入中国就全部与显然属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受到地利的滋养、调节和限制。”这也正是我们许多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使得这种农业文化的影响范围无限扩大，成为人们的普遍生活方式。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仅在生活节奏上影响人们的基本经济心理，而且还因为其有限的眼界，导致人们的经济动机或需求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刘易斯·阿瑟就指出过，人们有限的眼界是限制人类想望财富的最大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当人们将生活限制在某一个有限的层次上时，他们不可能有突破这一层次的经济冲动，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早年在昆明街上就发现过这样的情况：随着大量前方人员涌进昆明，昆明的人力车价格翻了一番，在费孝通看来，车夫们应该加倍努力才是，但结果他发现人力车夫们拉几趟后就休息不拉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现在只要拉原来次数的一半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或许，我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小农意识，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这种意识肯定比与此不相同的社会更强一些，而这类意识又正是经济心理的基本前提之一。

  2、差序格局
所谓差序格局是从中国社会的横向结构而言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早年对中国社会横向结构的经典概括，即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是从自己出发，一圈一圈的往外推，人际关系也随着愈往外推而愈不重要，最后推到很远的时候，就是不关痛痒的路人了。他认为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正是中国社会独特性的关键。
当然，按照儒家的说法，这种格局是可以由个人一直向外推出去的，最后推到家国、天下，但从真实历史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人在向外推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推出去，往往最多也就是停留在家族的层面，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于是家族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所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往往以家族的范围为主。这也就是说，重要的经济合作往往都以家族为界限，一般难以超越这一界限。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导致中国人在经济行为中的一些特定的模式，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尤其是后面我们将具体讨论的关于公与私的基本心理判断。
  进一步而言，家族本身是一个具有可伸缩性的单位，当它拥有一个强大的核心时，可以将其范围无限扩大，这时强调共同的祖先占据有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族本身并不具有规模上的限制；但同时还存在与规模扩大相反的过程——家族中“房”等观念很强，人们都希望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尤其是当这种观念占据优势时，必然面临与聚相反的过程——散。这一聚与散的动态变换，即是中国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也使他们对聚散具备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也影响到他们在经济合作与冲突中的基本经济心理。

 3、人口过剩
  在一个注重家族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甚至还在战国时代，韩非就意识到了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不协调 。自此而后，到王充以至洪亮吉，甚至一直到马寅初，都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影响到一般社会问题，而且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人口的众多，生活资料的有限，结果就是人口在有限的资源中竞争而淘汰。这样，一方面生活资源的价值往往极其高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财富的重要性极其显著，相应地在人们心理上的位置极其靠前；另一方面，针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源的极其有限，使得一般人不可能从非常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安排，预期时限相对就更短，“夏虫不可语冰”，难以对未来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导致他们在资源的安排上，不可能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风险往往非常敏感，缺乏创新，也是很自然的结果。而这两方面相结合——即对财富的迫切期望与预期时限的相对短暂，也正积极参与了中国人基本经济心理结构的塑造（见后面的进一步讨论）。

 4、社会纵向结构
  前面讲的差序格局是针对横向社会结构而言的，然而一个社会的纵向结构往往更具有塑造社会风尚与习惯的作用，往往决定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因为对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与追求，永远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并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简单地说，自战国后期开始，中国社会是军阀与知识分子联合进行治理的社会，而这种联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一个朝代统治时间比较长时，作为军阀的皇帝往往营造出了一个合法继承大位的舆论，使得其军阀的性质不太明显，但当统治时间比较短时，尤其是频繁更替时，其军阀的性质就很明显了，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而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差不多是以儒家为主的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与选举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这一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纯儒生的群体，只是汉武以后，儒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封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士族；但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这种封闭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功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效 ，但总给了社会上一般读书人一些希望，尤其是从北宋开始文人地位的上升，使得科举真正成为一些人的职业，知识分子也正式成为四民之一的士，真正成为最受人尊重的一种职业。从此凡是在这种职业中混到一个功名的人，无论是做了官僚还是没有做官僚，都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
当士大夫阶级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级时，人们只要稍有余力，都会把心思花在做那无涯的状元梦上去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具备了很高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源的配置就倾向举业了，因为举业往往直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可以带来财富。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经济人”最有利的做法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从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中增加他自己取得的份额。而商人在财富上的地位使得士大夫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商人始终被占了舆论优势的士大夫斥为四民之末。一方面，一些重要商品被国家所垄断，既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打击了商人；另一方面，商人要依附于士大夫阶层才能使自己的财富有安全的保证。所以费正清说：“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本身并不是一种保障，但是家庭成员中的官吏能够保护绅士家庭。” 所以财富或者说代表财富的商人，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其自主性的地位，真正民间资本甚至民间社会没有形成。

二、中国人的基本经济观念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些具体的经济心理现象，一般都是有其潜在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的，这些习以为常的基本经济假设是具体经济行为与心理过程的基础。而对于“利”的基本态度构成了这些基本观念的核心。
  1、预期时限与理性的不同类型
  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东南亚地区的气候使得当地的农民很依赖于雨水，风调雨顺则丰收，雨水不均匀则歉收，本地的地主一般都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收税。当殖民者来到这里以后，不满意每年税收的多寡不一，于是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而税率的确定，是根据以往多年的征收水平而取平均值，甚至略低于平均值。照理说，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抗议的就是这种固定地租的形式。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原来农民基本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他们不能容忍歉收年份的状况，因为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歉收时交了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这样就完全不可能维持一年的生计，所以他们宁愿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虽然这样意味着丰收的年份要交更多的地租 。
  这就说明，面对未来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多远的未来考虑问题，正如上面地租的例子一样，如果从未来20年甚至30年考虑，固定地租确实没有什么不好，但若只从未来一年来考虑，则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既可以说这些农民目光短浅，也可以说他们很保守，一点风险也不敢冒。但这种指摘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考虑生存的问题（现在也包括企业主体），不能因为未来有美好的前景就不顾眼前是否能够度过难关，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人可能“生存线”不一样，导致目光短浅或保守的程度有差别，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而究竟以多远的未来来考虑问题，既与客观的条件约束有关，也与人们的主观心理倾向有关。从客观条件的约束来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很少能够以长远的打算来规划生活，中国人的生活与东南亚那些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区别，也正因为如此，托尼才提出了中国人生活状况的“水齐脖子理论”，即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就象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长期客观条件的约束，也可以造成心理上的习惯性反应，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条件也影响到主观心理预期的时限。所以理性首先都是适应性的理性，只有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客观条件的约束，做出大胆的、具有风险性的选择时，才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所谓改造性的理性，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分，没有绝对的界限 。但程度上的差异也确实能够导致不同群体的基本经济心理及经济生活的规划。

  2、中国人对未来的看法
  人们对未来的根本看法往往决定了他们安排生活的基本方向，即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太重要的，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重要的东西。中国人对未来的看法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儒、释、道的影响，而其中儒家的影响尤其显著。
  儒家对未来采取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回避的态度，也就是承认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孔子对未来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未知生，焉知死？”，对未来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实在不得已，则坚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那也就是说，对未来还是不确定。但他同时强调，虽然人自身范围以外的富贵穷通自己把握不了，但个人自身之内的道德完善，却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不仅可以自己控制，而且是没有止境的，具有无限的挖掘空间。所以虽然《大学》提出三纲八目的完人理想，但实际上更多的只关注前四目，即修身的部分，对于后四目，往往稍有留心，就被视为法家，以为不可。既然只有道德修养可以由自己控制，富贵穷通不能自己控制，就在心理上减弱了经济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度，缺少这种关联度，就导致经济动机的缺乏。所以虽然孔子有“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因为有一个前提，即富不可求，使得以行动求富的动机不强，以致后来的儒家一涉及钱粮，就被冠以聚敛之臣、言利之臣的帽子，从汉代的盐铁会议，到王安石的变法，到东林派的空论，甚至到清末的维新运动，都是如此。
儒家中不仅仅孔子坚持这样的观点，后来的儒家大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如在孟子看来，人力不仅不可改变命运，而且还不可预先知之。命运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神秘的，非人格性的。并认为命运不可改变，“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藏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同时孟子也认为，即使是命运也不能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当然这里的意志和行为主要是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意志和行为。再往后，如王充也是持同样看法，到了宋明道学，更是完全只在个人内在的修养上下功夫，即“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过程。虽然汉代出现天人感应之说，但那只是团体或王朝层面上，而不是个人层次上，并且一到魏晋时期，人们在王朝层次上对道德定命失去信心，从而转向道家一贯坚持的盲目命运观，在命论方面，魏晋思想家的观点与道家同。唐宋以后，儒家的命运观又恢复到先秦时期，即孔、孟的观点上来。而在实现“完人”或“君子”的理想过程中，自然会有一种副产品，那就是“孔颜乐处”，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乐境，就象基督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道家的洞天福地一样，只不过“孔颜乐处”并不是一种可以作为直接追求的目标，而只是一种自然的副产品。
  所以儒家对未来的看法就持完全不确定的态度，当然这从认知上来说是最客观的判断，毕竟，对于未来如何，确实是不确定的，也正因为如此，韦伯说儒家实际上是最理性的，没有其它任何宗教的观念有儒家这么理性，中国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思想属于早熟，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了一种很理性的程度。我们一般把这种理性称之为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对实用理性的描述比较形象：“使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理知一般也不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维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继承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可以说，实用理性是中国人经济心理的基本前提。
  而佛教的基本方法就是“止观”，认为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生灭之中，都是靠缘，袁聚则生，缘离则灭，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不足留恋也不值得追求，具体到人生来说，就是轮回的周转，所以要真正达到“极乐世界”，只有跳出这种轮回，完全走出世的路子。虽然这种思想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但因为各种原因在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民间生活的层次上，因果报应的观念具有持久的影响。但无论是高层次上的对“空”的追求，还是生活层次上对“因果报应”的在意，都缺乏对“利”的追求的肯定。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也是无为，淡泊名利，魏晋玄学发展了道家中不要珍视自己身体的传统，而神仙家则发展了要珍视自己身体的传统，追求长生不老，这就是道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大量的巫术性质的东西，这些巫术都以直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作为出发点。这样，道家分化为一方面表现为淡泊名利的隐士，一方面又表现为以非理性的手段追求名利的术士，但共同之处是都没有促进一种对“利”的理想的追求。
所以中国人对未来要么就是持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看法，要么就以急功近利的方法断定未来是确定的，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巫术）进行改变的。对未来完全持不确定的看法，在规划生活时就很难从长远的目标来进行，一般只放在此生的范围内，即使是此生的范围，往往也还是不确定，这样就导致更加缺乏规划的长远性，甚至产生人生如梦、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情形，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儒林外史》）、“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水浒全传》）、“……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等，成为人们所欣赏的一种高的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往往也是人们对所追求的名利未能如愿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毕竟，在对名利的急功近利的追逐中，总是要有人遭到失败的。所以，一般来说，基于中国人通常对未来的上面看法，容易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取向：急功近利与淡泊名利，当然，两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种关系，比如说急功近利而往往容易受到挫折，面临挫折转而走向淡泊名利。

  3、实用理性与“利”的价值
  实用理性更具有适应性的倾向，而不是更倾向于改造环境。前者将人自身的价值赋予重要的意义，而外在环境的价值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都是提升自己人格品质的手段，都是为我所用；后者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也是为了自身价值的提高，但它是将改造外在环境当作一个很高的目标，以致人甚至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工具。这种区别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没有什么比‘天职’思想更同儒教的高尚理想相抵牾的了。‘君子’是美学价值。因此也不是某位神之‘器’。真正的基督徒，完全的禁欲主义者——不管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则舍此别无他求，因为他的尊严正在于此，因为他正想成为一种理性地改造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有用的工具。”
  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理空间中，基本上认为“利”的价值不如“人格”的价值高，如沙莲香教授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研究发现，有超过70%的人认为人品与知识应该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只有差不多3%的人认为金钱应该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东西 。但在现实生活中，“利”的重要性又是不能真正被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个匮乏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所以虽然从汉代开始就一再打击商人，但商人始终并未真正位列四民之末。同样是在沙莲香教授的研究中，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以人品和知识为最重要的，就下降到16%，而以金钱为最重要的上升到32%，加上以地位为最重要的比例，差不多就到了57% 。
  这种矛盾的价值观，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只有在两者之间出现完全的不协调时才会感受到。一般情况下，人们拥有了理想中的“名”，往往也相应地拥有“利”，或者拥有“利”以后，通过特定的手段而获得“名”，这在中国并不陌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财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相应地，对财富的追求本身也不能成为一种事业。

三、派生出的具体经济心理现象
  1、中国人的消费原则——量入为出
  很多国外的研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人们都以极端的节俭态度应付未来。但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中国基本上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处于贫困线上下，节俭是无奈之举。只要对各阶层的人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国人消费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对于富有的人来说，量入为出意味着一掷千金、仆从成群，对于穷人来说，就是节俭度日了。
  不仅作为当事人的消费者遵循着量入为出的原则，而且社会规范也约束着人们，认为应该量入为出，人们通常认为同样数额的金钱对于富人和穷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同样的服务或物品，富人所支付的往往比穷人更多。如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占有财富越多的人，他的仪礼的色彩也越重，反过来说，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又是经济资本的最大消耗者。所以，财富的富有者同时又必须是财富的最大牺牲者（二律背反） 。所以也有最近出现的极端情形：某东北富翁住院67天，医院居然收费500多万，其中仅输血就居然达到两吨多，即使如此，院方还声称漏收了130多万！当然，这是一个极端，但一般社会希望人们在消费上量入为出是普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或社会氛围，产生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

  2、投资倾向——保守与激进并存
  一些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研究与议论，往往有这样的矛盾看法：一方面中国人是保守的民族，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人是爱赌的民族，并且两种观点都有事实做依据。很显然，保守与爱赌是相矛盾的，真正保守的人不可能具有赌徒性格，赌徒也根本不具备多少保守的人格特质。这一矛盾的论述，也正反映了中国人在投资倾向上的两种趋势的并存，即保守与激进的并存。在此范畴上，真正的中庸人格应该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但中国人在这一范畴上很少具备真正的中庸人格。
任何投资都是冲着未来的收益的，但未来的收益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投资倾向既受投资动机——人们对利的态度——的影响，又受到他们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当动机相当时，人们对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判断对行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既受到现实经济条件的约束，又受到以儒家为主的“未来不可预期”传统观念的约束，导致大部分人都追求“万无一失”的选择；但一些极贫或极富者，往往对经济条件的约束不敏感，如果进而受到不确定性后果中机遇的激励，则往往容易采取冒风险的选择，只是在这些冒险者中，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认识水平高的，容易产生出一些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品质，典型的是徽商、晋商的光辉，认识水平不高的，则采取简单的冒险形式，如各种博彩。

  3、信任问题——有限的范围
  基于差序格局的横向社会结构，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是有限的，信任的范围主要只限于家庭，或者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向外的扩展，如家族、乡党等，于是在经济关系中存在很多以家庭、家族、乡党为基础的特殊现象。这样有限的信任，一方面使得经济组织的规模难以扩大（对此，福山有大量的数据加以支持），因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突破熟人的圈子，意味着向现代科层制组织的过渡，走向对事不对人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中国人在心理上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所以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很难完成这种过渡，并且难以维持经济组织的长期延续性 ；另一方面，使得在已有的经济组织中，因为信任的缺乏，导致监督成本的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经济的现象，大都与此有关。

  4、面子经济与人情经济
  中国人存在明显的关系取向与他人取向 ，对于面子的重视是非常明显的。面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翟学伟将“脸”与“面子”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修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种已经形成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虽然两者之间具有同源性，但中国人更偏向来自他人的心理地位，从而更偏向面子，更倾向于只从表面进行修饰、应酬 。这种好面子的倾向，也就导致了面子经济特殊现象，即无论是在消费还是其他经济活动中，都倾向从表面做文章。例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奢侈消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子的问题，自己在经济上实力，应该表现出来，以符合自己的身份，即使自己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也要追求面子上的身份与品位。不仅个人层面如此，在组织的层面也是如此，如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就大多与此有关。
  另外，与此相关的是，因为重关系，而且关系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进行营造的，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就要营造更多的有利的关系。在营造关系的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很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礼品经济，以致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回收礼品”的牌子。礼品经济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心理背景，那就是有希望结交关系的一方，又有能够提供面子或其他资源的一方，后者又要维护自己的脸面，不能直接要金钱，所以还得再到回收礼品的市场上进行兑换。

  5、工作中的经济心理——敬业的问题
  既然名或者利才是最终目的，那么对于得到名利的手段往往就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不去考虑手段的问题。具体到工作中，往往把工作只当作一种获得名利的手段，难以把工作真正当作一项事业，于是也就难免在工作中心存侥幸心理，能混则就采取混的策略。作者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个调查，题目是“说一句你在职场最深刻的认识”，结果在8个月的时间内有四万多人浏览了该帖子，回复的超过1000人，根据作者的统计，其中有超过80%的人都是如何在单位混过上司，获得好的评价，相应地获得好的职务或工资的提升，而体会最深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塌实的，占的比例不超过5%。而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往往还被视为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就是翟学伟所谓的“有脸、无面子”的类型。所以许地山先生在对中国的扶箕迷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许多扶箕故事都是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士子学未成便要问前程，临考试又想侥幸地预知题目，弄到他日出来做事的时候，遇事存侥幸心，到不可开交时，又推给命运” 。所以在工作中缺乏敬业精神，可以说是工作中的基本经济心理。

  6、经济心理的病理学
  在这一范畴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公私的经济心理问题，即中国人对待公私利益的基本态度问题。就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形看，贪污成风、抹油成自然、公共精神的缺乏等，这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心理前提假设：公共的东西就是没有所有者的东西，没有所有者的东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占有的东西。于是对于公共的物品，要么是先据为己有而后快，要么是糟蹋而后快。这一基本的心理定向，使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注意公私问题的妥善安排，忽视这一倾向往往导致经济活动的失败。

  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是否会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而同一化呢？或者说这种特殊性的一面是否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保持下去？这是一个现实而又有意义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国际化的影响并不如表面上那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