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宪法（1）国体

国体是国家性质或者国家阶级本质的反映，它确定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政体

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实现自己的统治。

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尽管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作为国家权力集体所有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行使权力，而必须选举代表；由他们代表人民，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人民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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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结构形式

现代国家基本上有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即单一制和复合制。

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还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也是单一制国家。

复合制主要有联邦和邦联两种形式。美国、印度、俄罗斯、瑞士、巴西都是联邦制国家。

（4）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

（1）、“三个代表”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后面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是本次修宪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验结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把“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后，又载入宪法，作为党和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教训，防止我们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形成利益集团。因此，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小康社会迈进。

（2）、把政治文明载入宪法。在序言中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协调发展观。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摆到重要的位置，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政治文明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依法治国三方面，政治文明入宪是对我国国情的一次新认识，既填补了理论的空白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3）、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在“序言”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内容，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爱国统一战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此次修宪涵盖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员，技术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表明我们的政权基础更加牢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有利于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4）、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都明显加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去宪法仅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次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对私有财产实行征用或征收时，要给予适当“补偿”；三是用“财产权”取代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受益者不止是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还包括城市拆迁户和农村失地农民。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外流。全国到处搞开发区，近20年来征用的土地相当于三个台湾省的版图，而且征地范围宽、补偿标准低，难怪群体性上访增多，现在没有业主点头，房子不能说拆就拆。

（5）、继续提升非公有经济地位。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表述是前三次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1988年修宪时提出“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修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修宪认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修宪，在宪法第11条中把原来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扩大到“非公有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国家政策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保护、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过去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才使用“鼓励”一词，现在对各种所有制均等对待，这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6）、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前面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以前被列为禁区，把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使老百姓梦想成真，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以人为本”，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国际上看，我国签署了二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1998年10月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B公约人大常委会尚未审批（因为公约中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即被告拥有沉默权，这跟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6]）。按照国际法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对于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要承认其效力，遵守其规定，除了个别条款中国政府声明保留的以外。对这两个公约，我国又没有声明保留。

（7）、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据统计，我国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体制，有80%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有90%的人缺乏医疗保险。 这次修宪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落实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群众看病有医保、退休有养老、生活有保障，并根据财力，逐步加大社保力度。

（8）、扩大国家主席职权。在第80条中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这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大量增多，各国元首互访频繁。这就要求国家主席能够参与更多的国内外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赋予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就显得非常必要。

（9）、把“戒严”改成“紧急状态”。这是吸取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教训，“戒严”就是实行军事管制，只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暴乱和严重骚乱，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者重大事故，用“戒严”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更广，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有三个条款，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的紧急状态决定权。把传统的非常状态改变为现代的非常状态，与时俱进，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公共危机往往是社会变革的起因和理由，将“紧急状态”入宪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权不因为发生公共危机而动摇和改变。《紧急状态法》作为贯彻实施宪法原则，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部重要法律已经列入2004年的立法规划中。该法将调整紧急状态下对政府的授权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障，这是一个国家宪政水平、法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此外，这次修宪还把序言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宪法第59条“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改为“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直辖市”，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范围；把宪法第98条中乡镇权力机关的任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5年；在第四章中增加“国歌”，并把国歌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3、中央国家机关的权限。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