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GDP为代表的国际通用体系。GDP的发明与产生是300多年来众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直到1953年初步成型，后来在1968年和1993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又经过两次重大修改，才使世界各国都逐渐采用GDP核算体系，现在作为核心指标，GDP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虽然GDP核算体系能够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却不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的人民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人活的更加幸福、更有价值。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定成正比的，甚至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走向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上来设定评价标准，作为参考国家发展的总体情况。哲学正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社会也正是有了这种反思和批判才不断进步的。因此，我们应该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看社会现存的事物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需要完善和改变的。本文将以GDP作为研究探讨的对象，进行客观的思考。

　　一、GDP含义的哲学理解。

　　GDP是指用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全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主要作用就是：第一，衡量发生在领土内的经济增长水平；第二，衡量当年（或某时期）生产的市场价值；第三，衡量流量；第四，反映用货币水平表现的市场价值的大小；第五，衡量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

　　GDP虽然反映了许多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它本身的核算体系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正如“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1]这就是GDP并没有反应出价值是从哪里创造出来的，即使是重复的、无效的劳动也可以累加进去，算作经济的增长，这就好比凯恩斯的“建议”：“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2]

　　因此，可以说GDP的衡量标准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部分原则，它并没有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从而忽略了经济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

　　二、GDP现状的哲学体现。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增长11.7%；粮食产量53082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连续6年增产；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以上数据说明了在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年，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也说明了我国政府有能力应对各种危机，鲜明地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却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GDP指标的体现，很多方面都不能完全体现哲学的特点和功能。

　　第一，GDP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影响GDP的因素很多，可能是一些微小因素的改变，或者是被忽略的行为，这使客观反映的数据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例如，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地下交易、走私活动、亲友互助以及隐性经济都很难在GDP中表露出来，这就会导致主观判断和客观反映不符，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又如，GDP还有很多因素不符合反映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要求，它没有体现出教育质量、人民生活幸福的指数、人民之间的和谐程度、人们在生产活动的得与失，并将这些正是能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因素遗漏在经济的边缘。

　　第二，GDP掩盖了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以平均每年10%的比率增长，在此过程中，一直体现着先赚钱后花钱、先浪费在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理念。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凯恩斯的“建议”，简言之，就是把钱装进瓶子埋到垃圾堆，再雇人把瓶子挖出来，就这样的无效劳动也能大大地促进GDP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还有许多忽视了劳动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统一，甚至扰乱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短期性的辩证关系，使经济发展走向恶性循环的道路。

　　第三，GDP指标的国际比较，不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主观能能动性能否得到正确地发挥，是以能否遵从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3]然而，GDP在国际上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但在实际操作和计算中往往是依据名义汇率或实际购买力进行汇总，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差距很大。凡此种情况，都是有GDP的核算内容和方法的差异性导致的。正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合理性，不符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才使GDP在各国综合国力比较中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总之，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存在众多问题，不能很好的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哲学角度出发，客观地、普遍地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指导我们找到更科学的方式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

　　三、从哲学层面研究GDP的现实意义。

　　GDP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经济评价体系，已被众多经济学家和国家所接受，并成为现实存在的理论范式，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对研究当前的经济发展，把握当前形式，作出政策决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找到不符合客观存在的关键。GDP作为评价体系，不能客观反映经济增长在环境、资源、生态方面而付出的代价，但它却需要相关确定的数据作支撑，如果数据与现实情况有偏差，就会导致GDP反映的数据结果有错误，最终会造成主观错误地反映客观，主观能动性失误，从而举措失误。因此，从总体上把握GDP可以找到与其不一致的地方，进而对不符合客观存在的情况进行纠正。

　　第二，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寻求社会发展的矛盾所在。发展是硬道理，然而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一个国家的发展之源就是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否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只有实现有效的供给才能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伴随着政治、精神、生态和社会建设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经济的发展相冲突，都会阻止经济的发展，进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要通过GDP反映的数据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兼顾解决次要矛盾，只有研究GDP，应用GDP才有意义。

　　第三，从哲学层面研究GDP可以为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供理论指导。现在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政绩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偏差。有的地方按GDP增长率等指标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因此，统计数据成了基层干部的“政绩单”，上报数字时真真假假，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不惜弄虚作假。只问施政结果，不问施政成本，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玩数字游戏，最终使GDP的数值出现严重偏差。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应把关注经济增长的优先目标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总体发展的优先目标上来，从整体上审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势，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新的政绩观。

　　总之，从哲学层面研究GDP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单纯地以经济发展的数据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只有从整体上分析GDP指标的数值，才能真正体现GDP的实际意义，发挥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参照物”的作用。充分利用好GDP的数据分析结果，才能客观、公正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全面地实现人的价值，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418.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4.

　　[3]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2.

　　[4]周天勇。GDP的十大困惑与尴尬[N].中国经济时报，2003-05-22.

　　[5]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171—172.

　　[8]余斌。丁晓钦。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J].经济学家，2008,（4）。

　　[9]林跃勤。中国经济：关于GDP调增的冷思考[J].开放导报，2006,（2）。

　　[10]陶开宇。关于GDP指标含义缺陷的探讨[J].经济管理，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