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领导艺术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针对性。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原则手段和根本目的，也是建设先进的大学文化，发展高等教育的原则手段与根本目的。

发展观从本质讲，是关于发展的哲学观。从大学文化范畴看，高等教育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就是大学的理念，即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功能和如何办好大学的哲学思考。回顾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大学理念发展的科学化，既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和对大学的影响与需求，又与当时大学校长、教育家们的教育主张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观时，既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分析所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记取经验和教训。

一、 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化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党提出了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一直是同面向世界，学习先进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开始的引进先进的产品，到引进先进的技术，再到引进先进的人才，吸纳外国的资金，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中极力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当我们从跟踪仿效进入超越竞争的历史阶段时，往往由于创新能力的不足，而感到力不从心。据统计,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排在28位,处在中等偏下。与发达国家这种差距是国家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反映，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差距是人才的创造力，而影响人才创造力的决定因素是教育，特别是对教育有决定影响的教育理念。过去，我们在向发达国家学习时，多在于物质层面，或制度层面，而在教育理念层面却缺乏系统深入的调研与分析。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又历经磨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育获得巨大成就，但目前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比，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关于大学发展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 所以，认真分析发达国家的大学理念，吸取其先进的带有共性的内容，同时融合自身的科学理念，实现我国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化，是我国在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方面实现赶超，完成向创造性国家转型，从而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

二、 科学的大学理念的构建要走中西融会之路

科学的大学理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大学理念也经过了漫长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经历了立足本土实际融会世界先进理念的过程。

西方大学理念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而最先对现代大学理念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英国教育家纽曼在19世纪中叶，在《大学的理想》中，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他指出：“大学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自由教育”，大学要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他批判大学只进行狭窄的专业教学，认为“这种劳动会助长片面追求某种知识的倾向，这样做会限制学生心智的发展”，提出大学要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认为“虽然学生不可能攻读对他们开放的所有学科，但生活于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人中间，耳闻目染，受其熏陶，必将获益匪浅”；主张学生“应真实主动地进入知识领域”，在普遍知识的平等交流切磋的氛围中自由地进行自我教育，从而养成“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他认为这种理智的培育是大学的主要功能。纽曼的这种自由教育理念至今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理念的重要内涵，成为蕴育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基础；根据大学理念所依据的哲学基础，纽曼的大学理念可以归结为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在西方现代大学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学理念还依据于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哲学思想，主张大学要走出象牙塔，适应社会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克拉克?科尔和德瑞?博克；同时，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形成了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大学理念。尼采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反对以理性束缚自我，强调生命的感悟和内在的体念，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文化的陶冶。当代存在主义大学理念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雅斯贝尔斯，：他认为“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教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他主张对学生进行“全人教育”，为此应当把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广义的文化教育。

回顾我国的高等教育，长期在以教师为中心的“师道尊严”的氛围中，采取“老师讲学生听”的传承式教学方式；加上后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专业划分过细过死；在过于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情况下，未能科学地把握好坚持政治方向与活跃学术氛围的关系。这些都造成缺乏在普遍知识平台上进行自由而平等交流切磋的条件，学生的心智得不到充分的开发，潜在的创造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为了推进创造性人才培养，应当在基础教育即注重从西方“自由教育”的理念中汲取营养，作为肩负蕴育创造性拔尖人才任务的大学更应该在大学理念的转化中做出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我国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化，不应是照搬西方的现成理念，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大学理念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利于大多数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美国式的教育有利于少数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各有优长。所以不能简单的舍此取彼，而应相互取长补短。

从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理念的影响看，作为其核心的重国家、社会的整体主义思想，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价值取向，有利于培养有社会责任心人才；中国文化中重教尊师的传统，成为学子学习的良好社会驱动力；在教育过程中，注意淳淳诱导，循序渐进，有利于学子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提倡“君子不器”、“举一反三”和“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这些教育思想也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只是，在多年应试教育和狭窄专业教育的背景下，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受到压抑，过重而死板的学业负担，使学生缺乏自由学习与发展的条件，更是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到头来，不用说忽视了学习发达国家的自由教育理念，甚至，连老祖宗的一些好理念也被放到了一边。

现在，我们应当一边放开眼量，认真汲取国外科学的教育理念，一边认真梳理自己的优秀的教育理念，并使之相互融合，实现综合创新。正如杨振宁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应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好处，把它坚持和发扬下去；同时又吸取美国教育的长处，在大学和研究院中，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规矩放松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以利于这些特别有才干的人在学校更好成长，在社会上尽早发挥才智。

三、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理念的变革与创新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某种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发展人的实践活动。社会通过教育来发展人，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化，进而实现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发展人与发展社会，推动个体的社会化与优化个体的个性化，构成了教育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两对相互关联的基本矛盾。大学理念的演变，常常与如何对待和引领上述矛盾的发展相关。

综观新中国大学理念的演变历程，虽然，比较早地确立了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方针，但是，在前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大学教育着重关注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学教育的主要关注点又落到了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的热潮兴起，大学教育，才真正开始寻求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本体功能的统一。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定位在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是第一次明确的表述。党的16届3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提出，为发展科学的大学理念提供了基础与动力。这种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美好社会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今天，在确立大学理念时，一定要把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本体功能统一起来，特别是要明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办学的根本目的，是科学的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

为了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定要正确处理促进个体的社会化与优化个体的个性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国家至上，社会优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当前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所有制和分配、就业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在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出现多元化，我们在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仍然要大力推崇这种价值取向；同时，这种取向的推进，又不能以牺牲个体的个性为代价。没有个性，就谈不上创造性；没有个性的充分发展，就很难使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为了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我们应当汲取西方自由教育理念的合理内核。当前，大学教育中学生主体观念或师生双主体观念的逐步确立，学分制的推行，自选课比例的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环节的增多，包括各种基于兴趣的学生研究训练项目、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等等，无疑都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意识与能力的提升。

当然，由以往传承式教育向研究、创造型教育的转变，尚需时日。关键在于在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和广大师生，都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认识并自觉实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本体功能实现和谐统一，并推动个体的社会化与个体的个性化向着有利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和谐地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