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分析中，德·詹维尔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他以拉美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以生产日用品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生产对外出口的奢侈品为主的“依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的逻辑是促进积累，后者却是降低积累，两个集团都组成了联盟，并想通过联盟来控制对方，掌握政权。在1850－1930年间，依附资产阶级（包括出口导向的土地寡头和商业买办）与外国资本联盟控制了政权。但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统治联盟的利益却不不相干的。1929年后，进口替代工业化以一种保持土地寡头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人民则希望工业化能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上升。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在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及通过大众主义者或社会民主的政治安排来与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这种主动的工业化特征在50年代日闪明显，并且创造了一个主要以普通日用品为主蝗国内市场。

    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机所困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再度扩张并渗透到拉美，其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两种趋势的后果是推动该地区的生产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日用品生产。农村则面临着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农业的发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土地改革加速了封建财产的转变，并使仍在统治地位的土地精英们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利于节省劳力而不是节省土地，并使得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这种形势使得依附资本要想进一步控制民族资本更为困难，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发了一系列危机。[26]

    德·詹维尔由此认为，在国家政权的层次上，资本内部存在着矛盾：依附资本要求便宜的劳力，累进的收入分配以促进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资本则要求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而增加以便创造一个消费日用品的国内市场。“为克服此种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创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通货膨胀率与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债。”[27]因而，当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斗争陷入僵局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会易于扩大，而工人阶级斗争的威胁则会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再组织和制定政策的权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维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实例证明该国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阶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他们同处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霸权庇护下。这三个阶级虽有短期利益冲突，但并无根本性矛盾。国家政权在维护他们共同长期利益的同时，不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继承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它使军队和官僚机构合为了一体，就其与本国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来讲，它是过度发达的。

    阿拉维认为，地主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们已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在早先的反帝斗争中确实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独立后发生了重要的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与亲帝国主义“封建”因素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和法律的结构已经存在，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来的。[28]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扩展其经济活动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进工业技术方面依赖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日遭冷落的买办资产阶级则起而反对它无法与之竞争的都市中心的扩张活动，但已无太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虽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官僚军事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们通过私下腐化及本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并从中捞取了巨大的好处。

    此外，阿拉维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三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但在边缘地区，这三个阶级的经济作用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它们并没有长期的根本利害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影响，保证了能农业收入免征所得税的好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都要求征收农业税以便为更大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排斥，如有关原棉价格的政策就有损于种植者的利益而对大纺织厂主有利。虽然如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幸尚能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长期的根本对抗。因为在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去反对封建主义，它已获得一套殖民政权准备好的，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国家制度。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后，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机构组织。此外，在获得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依靠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后者也在谋划着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从而避免了伴随他们自己投资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30]当然，这种合作使原来 的买办阶级的作用逐渐为都市中心资产阶级所取代。

    总之，这就是三个统治阶级既有短期的利害冲突，又有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这种既有短期冲突，又有长期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后殖民地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时期，这了确保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力量使殖民地内部其他各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往往使这部国家机器过分强大。而这个以官僚和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大部为最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并形成了种种制度化的权力移交程序。[31]

    不少学者对此尚有异议，并例举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权不够强大的实例，但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却大体取得了共识。问题在于，这种相对自主性的本质是什么，它对发展究竟有何重要的意义？

    ◎发展的关键性变项

    正如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发展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的过程，是不可能简单从国外引进的。成功的发展是与经济、政体及公民社会的承压力密切相联系的，要求它们以和谐一致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目标和目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改革并重振自己的经济、政体和社会。”[32]

    换言之，这种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那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谁具有此种能力？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具有此种能力。这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原有阶级，尚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上，自然不可能具有此种动员社会进行发展的能力；而殖民入侵后的新生阶级，又过于弱小，尚未“成长”到可以单独承担此项任务的程度。这里，回顾一下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的观点，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汤普逊指出，阶级不是一个“自在之物”（being），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有共同的经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就是所谓的阶级意识。一个社会集团只有产生了自己意识的前提下才开始成为一个阶级。[33]换言之，阶级不是一个历史上不证自明的永恒的存在范畴，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在英荷等早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法国，资产阶级甚至还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某个发展的主要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于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本质及其意义到此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由于第三世界社会各阶级的软弱（这里不是指其人数，而主要是指其阶级意识的淡薄和自组织能力的缺乏），其国家政权就成为唯一一个坚强的有力的组织机构。事实上，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已开始显现出某种阶级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处于政权上层的官员们利用国家资源为其个人或部门谋求私利的行径，其实质就是他们在为自己的“阶级”谋取利益。毫无疑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各阶级的软弱加强了国家的自主性，由此产生了“为国家的国家”，并且使得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得以出现在国家本身的基础上，直到最后成为一个阶级。这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但却通过权力部门控制各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势力和物质财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的阶级。它在第三世界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核心的，几乎有无限权威的角色。当然它也合乎情理地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具有上述能力的“阶级”。

    构成国家政权主要成分的是各级官僚，虽然从理论上讲官僚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往往十分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有充分依据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要么通过各种裙带关系产生，要么通过各种公务员制度补充人员。后一种情况的主要来源是工薪阶层，职员、店员、邮递员、小学教师及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然而，一时加入官僚系统，他们就开始被同化，逐渐成为这个“政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它不立足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而立足于权力。这反过来给予它“创造”或加强某一阶级的权力，当国家所有制或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对其有利时，它们会支持国有化政策；而一旦官僚们相信私营企业定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时，他们便会允许其卷土重来，而将“人民所有”或“公有制”原则抛到一边了。

    不论这个阶级的作用如何，人们都开始强调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治机构，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另一面，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作为民族国家政治力量聚集点的重要性，它能被用来有效地抵制都市中心的压力，促进发展，至少也能促进某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当然，人们在强调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时，不再孤立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努力“使政治回到政治经济学去”，[34]考查政治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由于第三国家内各社会阶级的相对，其国家政权不仅具有“正常”的功能，甚至还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一个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这就使它在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世界的各种制度，无论是独裁型、民主型或宗教型的政体，很难说十分巩固和稳定，而以官僚科层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尽管有着信仰、出身和政治上的分歧，政权的外在形式也各不相同，以新的社会精英为核心的官僚都掌握着执行政策的实权，集中，等级制与合法的强制成为这种体系的共同特点。布莱克认为，历史的变革依赖于个别领袖人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危机关头，他们的决策将最终影响社会的命运。[3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集聚在第三国家政权内的社会精英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他们的自身素质，个人经历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命运。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差异，尽管有着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却是与这个领导层的素质和决策有关的。换言之，发展的差异就是第三世界政权中领导层素质的差异，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大体上能站得住脚的。

    注释：
    [1] Vicky Randall and Robin Theobold,“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London 1985，P8－32.
    [2] Bjori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ree Worlds”Longman1990，P86.
    [3] 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aja,“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Thinking”New York 1991，P06－207.
    [4] 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aja, Ibid, P153.
    [5] 科林·利斯：“资本积累，阶级形成与依附：肯尼亚个案的重要意义” （Colin Leys,“Capital Accumulation,Class Formation and Dependency: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enyan Case”）载R·密利本德与J·沙威利主编“1978年社会主义读者文摘”。
    [6]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mmanuel Wallerstein,ed,“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第19页。
    [7]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hth Century”）伦敦1974年，第7章。
    [8] 比约恩·赫特勒 《发展理论与三个世界》 朗曼1990年版，第82页。
    [9]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经146－148页。
    [10] 阿莱依与索尔：“热带非洲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G.Arrighi and J.S.Saul ,“Socialis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载于《现代非洲研究》1968年第6卷，第2期，第149页。
    [11] 埃里克·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E.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69年版，第291页。
    [12] 沙宁：“对农民的界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论中的新旧概念化与非概念化的观点”（T.Shanin,“Defining Peasants:Conceptualizations and Deconceptualizations Old and New in a Marxist Debt”）载《农民研究》1979年第八卷，第4期，第38－60页。
    [13]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第94页。
    [14] 同上。
    [15] 史克拉：“非洲阶级统治的本质”（R.Sklar,“The Nature of Class Domination in Africa”）载《现代非洲研究期刊》1979年第17卷 ，第4期，第549页。
    [16] 彼得斯：“关于社会帝国主义的新观点：边缘地区的社会阶级”（J.Petras,“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in the Periphery”）载《当代亚洲月刊》1975年第5卷，第3期，第307页。
    [17] 桑德布鲁克：《政治的基本需要》（R.Sandbrook,“The Politics of Basic Needs”）伦敦1982年版，第218页。
    [18] 皮特·沃斯利：《三个世界》第232页。
    [19]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第87页。
    [20] 戴维·麦克莱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页。
    [21]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22] 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151页。
    [23] 普朗策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N.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转引自《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152页。
    [24]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116－117页。
    [25]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119页。
    [26] 奥曼与威格纳尔加：《战后发展思想的演进》第219－220页
    [27] 同上，第221页
    [28] 阿拉维与沙宁主编：《对“发展社会”社会学的介绍》（H.Alavi and T.Ahanin,eds,“Introduction to the Sa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伦敦1982年版，第57－58页。
    [29] 同上，第53页。
    [30] 古尔本编：《后殖民社会的政权》（H,Goulbourne,ed,“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伦敦1979年版，第60页。
    [31] 同上，第44页
    [32] 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1991年北京版，第245页
    [33] 参阅：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纽约1966年版，第9－12页
    [34] 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8页。
    [35]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版，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