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开封，中秋佳节，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新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正式成立。

    大家知道，《金瓶梅》研究，应该是“文革”以后，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一下子爆发了大量的论文与专著，从《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艺术表现、思想内容，以及包括饮食、服饰、建筑、宗教、医药、性描写等文化问题，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个《金瓶梅》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在过去几百年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金瓶梅》研究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学术繁荣的有力见证。它为推进整个中国小说史与文学史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属于学术类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金瓶梅学会”，曾团结了300多位研究人员，组织和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学术大会、四次国际性的大会，编辑出版了七辑《金瓶梅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导引和推动的作用。可是，正当我们在2002年后积极筹备召开第五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只是由于学会在挂靠单位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麻烦和因为“非典”而来不及做一些工作，而于2003年6月与其他63个社团一起被民政部取消，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时此际，本于2003年10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不得不停办。但是，广大《金瓶梅》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信心与决心并没有被压垮。大家纷纷要求重新组织起来，有一个学会能继续广泛团结国内外“金学”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出版学术专刊，发展“金学”事业。于是，我们在前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们的全力支持下，在复旦大学同意挂靠并与向教育部、民政部提出申请后，开始筹备新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现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在河南大学、徐州师大与复旦大学的有关院系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终于将延期了三年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开得十分成功！

     这次学术会议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真正在讨论学术问题，杜绝了那种借开学术会议之名而行非学术之实的歪风。在近五十篇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试用了一些新的角度，挖掘了一些新的材料，同时讲究了一个实事求是的作风，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新观点如曹炳建针对“文革”以来流行的“西门庆是16世纪中叶我国封建末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的观点，认为不论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在理论上，曹炳建提出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个“人类共同的社会秩序”，而被西门庆所“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与此相关的，张进德对《金瓶梅》的“教化”问题作出了新的评价，认为“教化”意识给小说艺术带来了某种缺憾的同时，也使“人们往往以此来抗衡‘诲淫’派的攻击”，并“引导小说创作日益贴近生活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如陈东有从经济、宗教、哲学、政治等方面来阐释《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胡金望等分析西门庆为“中华民族负面传统文化（追求享受、唯我独尊、贪得无厌等）的形象载体”，曹萌论《金瓶梅》张扬情色中“体现出情为性先的意向”和“一定的对人，尤其是对女性作为人的肯定”，何香久从分析“读书人”出发，指出“《儒林外史》是最得《金瓶梅》心传的一部世情书”，都有新意。从新的研究角度来看，如曾庆雨用“他视角差异性”来分析西门庆的形象；许建平根据明代货币交换的变化来考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初年；杨绪容据《金瓶梅》的不同版本与素材来源的对勘来论证 “词话本”与“崇祯本”的“父子关系”；庄逸云、韩晓、日本学者藤原美树、石丸进、松本静夫等从寺院、房屋、乃至居室内部的摆设家具等空间的角度来分析《金瓶梅》的艺术构思；魏远征则从“岁时节日”等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小说的“外部叙事结构”与“内在情感节奏”；齐慧源就西门庆的“假亲戚”入手来分析了作品所表现的“私欲的膨胀和道德的沦丧”；康俊平对《金瓶梅》中谶言的探微，智清清对梦境的分析，赵兴勤、王进驹等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了《金瓶梅》对后世小说的正负影响，程小青对文龙评点的新解读，都有一些新的尝试。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挖掘新的材料方面下了工夫。如陈诏列举了大量的材料来考证“晏公庙”的问题，说明晏公此人乃是朱元璋为其“真命天子”造舆论而幻造的一个水神；邢慧玲与加拿大的胡令毅合作新挖掘了《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来论证了《山中一夕话》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黄强据《王东洲墓志铭》来论证《金瓶梅》反映正德朝的史实；霍现俊在通阅了《明武宗实录》和《明世宗实录》的基础上，梳理出71人属正德、嘉靖时人，从而证明“《词话》所反映的时代是正德、嘉靖而绝不是万历”；王汝梅在翔实而新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对众说纷纭的“缅铃”作了描绘并解释其文化蕴含；孙秋克根据一些新的资料对小说卷首“词曰”四首、回前诗词九首及“舞手”、“葡萄架”等作了新的诠释；这些都有助于人们对《金瓶梅》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这次会议洋溢着实事求是的学风与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特别体现在对于作者、版本、语言等问题的讨论上。关于作者问题，王平倾向于丁惟宁说，邢慧玲与胡令毅则补充徐渭说，许志强则坚持贾梦龙说；在版本方面，黄霖、叶桂桐、杨绪容等都对梅节先生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是“兄弟关系”提出了不同意见，但黄、叶等之间也有很大的出入；在语言方面，杨国玉、许志强等的力主小说用的是山东方言，但何香久列举了小说中的沧州方言，而褚半农又强调了小说中有上海方言，相互间的意见出入很大，但大家都据事实说话，心平静气地进行讨论，并且认为尽管有的问题一时未可定论，有的问题尚缺实证，但大都不是故提新说，哗众取宠，而是抱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去探求真理，且事实上过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推进了《金瓶梅》与小说史的研究。吴敢对于个别先生全盘否定《金瓶梅》作者考证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这次会议的成功，还在于标志着“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工作正式启动。它向全中国，乃至向全世界的学界同仁宣告：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是不会中断的！大家将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而今迈步从头越，使金学事业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