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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5
更新时间:2005-12-20 11:50:10作者:未知
二、基督教拯救观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创造价值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社会内部在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性败坏等消极现象,以及在与其外界之比较中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失衡,已使不少中国人体验到在文化领域上受威胁、被抛弃的失落感,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边缘焦虑”。由于几经反复后,人们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中否定得太多,因而在其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破坏之力的痛快之际,却又出现了价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不少人对于如何实现价值重构和精神建树已觉得茫然或力不从心。在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毁灭过程中,人们正思考着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问题,和找寻着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而基督教的拯教观正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沉给人们以感染和激励,为人们创造价值的努力提供动力和信心。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们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其超然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和不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之态来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帮助人涤除罪恶、达到超脱和升华。其感人极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剧效果,和令人敬佩的高洁、超越之纯化意境,给人以强大的心灵震憾和精神鼓舞。在神学意义上,拯救观乃指耶稣基督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之得救的希望与可能。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以其谦卑、忍让和自我奉献来与人沟通、为人楷模,主动承担为人赎罪的若行和磨难。不过,这种观念往往难以被具有乐观气质、过于自信的人所接受,因而在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气围中,未曾引起太多的共鸣或回应。但现代中国人对其文化优越曾拥有的自豪,一旦被其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不安全感和“边缘焦虑”所取代,就有人开始认真思索和冷静聆听基督教拯救观带来的“福音”,和在中国传统中所缺乏、或尚未得以彰显的东西,并试图藉此从其所面临的无价值、无意义之困境中解脱出来,创立或把握一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即在世俗化和无序化的混乱
中重觅一种纯洁、重树一种神圣、重达一种升华,以其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其价值支点、精神重心,使人们能在动荡、多变中自立于一块恒定、永固的盘石之上。由此而言,一些人已不同程度地体验到基督教拯救观“从来不掩盖现实的恶浊,相反,它非常强调人们应该认清现实中的罪恶和无意义性;耶稣到苦难的人世中来,绝不是要给人类所受的苦难作自我催眠,而是带来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 ,以其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使空虚的世界得以充实,令消沉的人们得以振奋。当然,这种体认并非认信得救,或宗教皈依意义上的体认,而是一种不与世风日下、人欲横行之腐败倾向同流合污的灵性抗争,是以这种精神借鉴,来在社会之变化和人的观念之变化中确立一种真实、永恒的价值,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守住一方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因此,基督教拯救观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中可以弥补其原有“人治”精神、“逍遥”精神或“出世”精神之不足,使人对其生存意义有新的把握,在其此刻此在之处境中有新的作为。
三、基督教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改革的启迪意义
对于改革,人们一般会从具体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来理解,由此体现为典型的现实关切。然而,若无一种超然的尺度来对之衡量、规范,那幺这些改革往往会囿于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圈,出现短视或迷惘。中国历史上已经历了无数种改革,其成功或夭折的经验教训,都作为一种传统积淀和遗产而影响到今日的改革。用一种超越观念来认识到社会政治改革的相对性和不彻底性,有助于克服改革者的自满自足,而使其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完善。回首过去,中国的知识精英比较强调以儒家所追求的“内在超越”来促成其“外王之道”。但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内在超越,因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彼岸的尺度或追求,结果使为其社会政治之时空境遇所限,从而无法真正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有所作为。所以说,基督教的超越观对这种意义的社会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启迪。与儒家不同,“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与升华,以达到与绝对本体的合一。” “内在超越”者本身往往摆脱不了对政治的依附或为权力所御用,其“忠君”和被“御用”乃是其“参政”、“有为”之前提,因此在其内在超越很难越出修身、养性之范围。而强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则认为,对此岸任何有限之物的
信仰均为迷信和偏见,只有对彼岸无限绝对者的敬仰,才体现宗教本质和真理。这种超越观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其观念本身并非纯理想意义上的清谈、空论,而是与现实革新和进步有密切相关 。
回顾西方现代发展的历史,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其彼岸世界与超然价值之说,使之认定国家和社会各种权力机构只有相对意义,它们不易摆脱其历史局限性;而这些思想内容曾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平过道路,给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识、社会监视责任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且对现代西方世界人们认请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与其信仰的超越性神圣存在相对比较,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变化的和不完美的。基督教超越观在文化潜意识上促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的相对化、分权化和多元化局面,并为其存在和运作制订了规范、确立了秩序。只有以这种超越观为基准,才可能弄清西方政治、社会领域中自由、人权、容忍、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世界主义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等观念的真实意义。
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 。
对中国而言,基督教超越观所体现的精神及原则,对其社会转型的现代革新同样有着启迪意义和操作价值。现代化首先应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思想的解放,应展示出人之境界的提高和视域的扩大。所以,在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已不可忽略这种看似超乎其外的基督教超越观所起到的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推动和思想指导作用,从而深化我们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反思。从某种意义来看,基督教所推崇的超然性和神圣性能不断调整人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定位。应该承认,这种超越观不一定能使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却无疑会有助于他们在一个有限、相对的世界中,在其存有缺陷、不足的社会人生中减少迷信和盲从。根据这一超越性审视,人们对其成就和失败会有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估,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使之在投身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既不为挫折而气馁,也不因胜利而张狂;既不迷信社会权势而忘掉自我,也不自比神明而目空一切。此外,在目前健全法治、完善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中,基督教超越观还可提醒人们认识到,人在现实社会中互惠共存所需要的契约、法规、制度等行为规范和相关的社会寻建构之创立,不能以相对主义来搞权宜之计或以虚
无主义来随心所欲;也不可将之完全神化而求其一劳永逸,而应该以一种超俗、绝对的价值观念来作对比、参照, 使之得以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人们在这种超越观中看到了对人的自我行为充满辩证意义的肯定和否定,而人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不断肯定和否定之中。
四、基督教终极观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反思的借铿意义
被贫穷和落后所困扰的中国人,对“现代化”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认为实现“现代化”即代表着先进、进步和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但当人们谈论“现代化”时,则往往以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作为其参照。而在研究西方时,人闪不仅发现基督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密切联系的观念形式,也看到基督教对这一现代化的不满之处和种种批评。同样,人们还察觉到现代化对基督教本身的影响或挑战。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基督教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审视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指明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和冲突,提醒人们认清其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认为只有在历史的终结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乃超出困囿于历史阶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一种神启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不过,人们若基于这种末世论和终极关切来观察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阶段,则可防止其对相对历史的满足、陶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具有更现实和认真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
所谓“现代化”,大体包括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信息的快捷、对个人及其社会认识的进步、科技革命带来的高速功效,以及为开拓未来世界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准备等方面。回首以往历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人之疏离、社会关系的异化、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又毁掉了过去历史中曾有过的和谐、宁静和平安。然而,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的消极否定、反对乃至绝望,基督教终极观倡导有破有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上的重构、创价和规范化之可能性,并将现代化视为正在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一终极观乃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时限,从而得以调整人们的历史认识和作为。
当中国人在捕捉现代化的机构、对之极为推崇并全力追求之际,基督教终极观以对历史的独有见解而为其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得以早做准备来迎接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和矛盾,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走得更为稳妥、更加理想。
五、基督教普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义
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交通、信息之发达,已使地球逐渐“变小”。“地球村”之称也正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常用的话语。在世界开放和现代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文化重建和文明比较,均颇为关注,而“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两种说法亦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如何估量或评价,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人们热衷于“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拯救人类”、“21世纪是东方文明世纪”等说,强调其内涵式发展。至于不相信其复兴和重振的人们则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提倡其外延式发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华人乃至关注或研究中国文化命运的人们中,都可找到其知音。其对立倾向和冲突正由潜在而走向公开,给未来发展蒙上了某种阴影。面对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观中得到启发,觅见其为文化定位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普世运动,强调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价值体系,可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的普遍性,这与现代发展的“全球观念”或“世纪意识”不谋而合。目前,政治意义上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化:International)等口号正悄然地被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al)口号或“世界共存”理论所取代。这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总体论或全球大视野。它淡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冲突,却并未解决文化层面的矛盾。人们对“全球化”有“西化”、“东化”、“美国化”或“中国化”等诠释,但是都没有离开以局部代替或领导整体的传统认识模式。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强调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则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在现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及人们寻找、体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协调一致,乃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标准和基调。
普世性全球意识即指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面不能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唯我独尊、绝对排外。按此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是作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有机构成,既要继承、弘扬其自身之传统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文化的重建不应是自我封闭,而必须与世界各种文化沟通、交流,达到互补共融。这就是说,文化的普世性亦决定其走向要与世界发展接轨,共构人类文明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化只有达到与世界文化会通、作为其有机构成与各种文化交融、契合,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显示其特色和贡献。
总之,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话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爱的事工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医疗、福利、扶贫等事业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给无情竞争的社会带来了爱心,给弱者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重新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影响面还很有限,却已为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适应打开了局面,为二者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氛围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传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认信,而可能是中国人对之在思想文化深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这里,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于个人得救之灵性牧养的渴慕。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乐观的预测,但对这种价值、精神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为中国社会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种创意,以及对中国人在其现代社会发展中理解、诠释基督教的各种新尝试,则有某种预感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