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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提前进入“拒绝长大”时代?(东方早报)

更新时间:2005-12-20 00:00:00作者:未知

  21世纪初叶,全球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18岁到25岁(甚至25岁以上)的年轻人极力抗拒成人的责任。在美国他们被称为中间人或夹缝人,在加拿大被称为归巢小孩,在英国被称为口袋小孩,在德国被叫做赖巢族,在意大利被称为妈妈的小孩,在日本被称为飞特族。在日本,这种社会趋势甚至被提交到国会辩论。但在我国,它却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与美国社会学协会定义,30岁之前完成学业、离家居住、结婚、生小孩、经济独立者算作“长大成人”。该机构2004年9月的调查显示,2000年美国达此标准的男女分别为31%和46%,远低于1970年的65%与77%。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鲍勃·斯克尼表示,1970年以来,和父母同住的26岁美国青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1%猛增至20%。

 

  调查显示,大学学费有增无减,攻读大学欠下的债务成为夹缝人不能很快成家立业的重要原因。近年大学生欠下的助学贷款比10年前的学生要多85%。《时代》杂志调查结果显示,66%的大学生毕业时欠下1万美元以上的贷款,5%的人欠下超过10万美元。还贷时间越长,夹缝人实现经济独立就越迟。

 

    与此同时,文凭却越来越不值钱。美国大学入学率比1970年增加了53%,大学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已被稀释。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优势并未有显著的增长。为了取得补偿,许多夹缝人重返校园深造,攻读研究生或专业学位。但读书深造费时耗财,把成人期推迟至更远的未来。

 

  西方社会是一面镜子,清晰地照见我们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社会长不大的夹缝人事实上已成规模,特别是那些拥有大学以上文凭的高学历的一代。我们通常把他们称做“校漂族”或者“漂族”。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1月27日的报道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实际失业率已高达8%~10%,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始终没有找到接收单位。调查显示,待业大学生能够接受半年以上待业期的占63%,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高达20%的待业大学生表示只能忍耐3个月以内待业期,毕业后立即面临生活困难、随时有可能心理崩溃。

 

  而即使那些已经就业的大学生,离经济独立、成家立业的目标也越来越远,上海不久前公布的大学生首月工资水平是1680元,与高昂的学费形成强烈反差。

 

  另一个事实也令人忧虑,就是尽管研究生导师严重不足、研究生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远,但由于现实就业紧张,许多大学毕业生又纷纷选择了考研。现在我们每年有700万人参加高考,近100万人参加研考。

 

    今年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出现就业紧张局面,有关方面迫于形势,又试图为研究生开辟特殊的就业通道,尽管最终效果不会明显,但事实上会形成另一种不公平竞争,即行政政策不是倾向于市场真实需求中的真才实学,而是向各种高学历文凭倾斜。

 

    它最终导致的将有可能是一种“强买强卖”下的恶性循环:本科和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利益驱动导致大学盲目扩招;大学文凭因为扩招而越来越没有就业可信力和市场号召力;但各地方政府在户籍准入、公务员招考等各方面的“文凭崇拜”使社会越来越追逐高学历文凭,导致莘莘学子完全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龄被迫无限期后延。

 

  比起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的“拒绝长大”现象更值得忧虑。因为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具有充分工作选择余地基础上的“拒绝长大”,其中的许多人正在享受数十年经济繁荣的成果。这一新阶段让年轻人有机会享受不需承担责任的快乐,考查自己的内心,并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而我们则是因为发达程度不够,选择余地太小而致。

 

    可以说,造成西方社会新一代“拒绝长大”的各种有利因素———家庭富裕、工作选择余地大等等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而导致新一代“拒绝长大”的各种不利因素我们则全都具备———学费高企、文凭市场价值被稀释,高等教育和现实严重脱节,未能让学生做好毕业后立即适应社会的准备。

 

  1999年以来,我们开始通过扩招来扩大内需并延缓就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通过教育高收费扩大内需既成泡影,延缓就业也不过是把就业矛盾往后推,使年轻一代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年龄不断后延。在这个过程中,人生最为宝贵的东西———时间被无谓地耗费在了追逐文凭的道路上,这个过程既耗费生命也耗费读书人的巨大财富。而他们毕业以后,未必真正能够竞争过比他们先行一步进入社会的同龄人!因为你拥有的只是越来越被稀释的文凭,而人家拥有的,却是实打实的实战经验!

 

  以家庭为单位,西方社会的“拒绝长大”影响的主要是个人,而我们则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家庭———许多家庭几乎将全部收入和希望都放在孩子读大学身上,如今他们无法长大成人,整个家庭的梦想就可能随之破灭。它可能影响的不仅是“读书无用论”抬头的问题,而且是许多做父母的幸福能否实现,家庭和社会能否稳定的问题。

 

    同时,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年限缩短,不是他们来养老而是本无所依的老人(现在的老人基本上都没有完善的养老等社会保障)还要养他们的问题,中国未富先老,如今年轻一代又未老先衰。(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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