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 以重工业为主。

3. 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 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 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 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 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 　　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 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 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 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 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 1982；高佩义 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镇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刘家强 1998）。这其中特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 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 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 1994；周天勇等 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 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 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 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 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 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 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其中就涉及复杂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 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 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五、评价与展望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 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 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我们没有理由对城市化心存“畏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容，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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