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汉生 
　　学　　校：北京大学 
　　年　　级：97级 
　　学　　号：09721015 
　　院　　系：历史系 
　　专　　业：世界史 
　　指导老师：何顺果（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时期，即迫于国力的下降和核优势的萎缩而在对苏冷战中采取“缓和”（detente）战略。1963～1974年的越南战争是导致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因此亚太地区也就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最前沿。一般观点是，尼克松政府从越南和东南亚大规模裁撤武装力量标志着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而本文认为，尼克松政府在亚太地区实施“缓和”战略的实质是：在谋求地区政治均势、地区合作和恢复核平衡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微观的军事力量维系为重心转向多种手段并用，尤其以增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和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经济力量加强渗透为主的灵活的地区战略。本文将着重探讨美国这一以退为进的亚太战略转变的合理性。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　缓和战略　经济外交 

一、概述 

　　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因位居“自由世界”的前沿位置而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价值。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迫于国力下降和核优势的丧失，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修改其亚太战略体系。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关岛演说。同年11月3日，他在对全国所作的广播电视演说中，更明确地表述了美国未来对亚洲政策纲领的三项原则，奠定了“尼克松主义”的基调： 

　　一是美国将恪守所有条约义务； 

　　二是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我们某个盟国的自由，或威胁某个我们认为其生存关系美国安全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保护； 

　　三是在涉及其他形式的侵略的场合，我们将根据条约义务，在被要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我们将指望直接遭受威胁的国家承担为本身防务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 

　　20世纪7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著名学者约翰·N·克劳夫（John·N·Clough）在谈到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时明确体现了上述内涵：“美国可以通过接受贸易和经援政策来提供长期援助，那些政策将有助于（马来西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成功的创建一个统一的社会是基本的条件。但外来者不能作得太多来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对付那些增长了的各国共有的压力或者其国内的共产主义叛乱。”　 

　　“缓和”战略的施行并不意味着亚太战略地位下降，更不是美国政府外交开始退向孤立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三届美国政府基本按照“尼克松主义”的原则处理亚太事务，都试图以更灵活的策略根据美国国内和亚太地区的实际形势作出决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收缩”战略是对美国内外经济安全状况恶化的受迫性反应。美国对海外日益加大的展拓力度与国内经济危机频率加快、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财政负担过重的矛盾逐渐深化而难以调和，导致了霸权成本透支及核优势的萎缩。 

　　（二）尽管美军事、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苏联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亦大幅度倒退，美国经济力量仍远远超过苏联；同时在“冷战”共同反苏的背景之下，美国能够调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经济力量获得经济力量供给、投射、地缘争夺的比较战略优势。因此，尽管70年代至今围绕“缓和”这一时段性的外交政策的得失争论良久，但尼克松主义在事实上为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战略奠定了新的国际战略学的根基 ：在核均势条件下，以对亚太地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的塑造和渗透为中心特征的新扩张主义。 

　　（三）美国国内外经济安全环境的恶化也使其不能放弃作为转嫁危机场所和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的亚太市场；跨国公司的渗透成为美国“经济外交”的最前沿。 

二、?安全战略转变的经济因素：霸权成本的透支和分配失衡 

　　越南战争（1964～1973）的失败表明：过深地陷入干涉战争的泥潭严重破坏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平衡，直接导致美国核力量停滞不前，危及欧洲和中东利益的安全。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难以为继，调整势在必行。 

　　（一）越战与财政问题 

　　越战甫一爆发，军事预算开始急剧上升。绵亘10余年的战争，使美国财政负担沉重。1965年越战升级时，用于越战的直接军事开支达1.03亿美元，至1966财年即达58.12亿美元，1967年猛增为201.33亿美元，1968年为270亿美元，1969年达到288.12亿美元，1970年随着缓和政策的出台，这一数字下降至250亿美元 ；国防消费亦由1965年的512亿美元上升到1968年807亿美元 。规模之巨远远超过了朝鲜战争。 

　　美国在越战中的军事投入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事实上，美苏两国介入越战的方式至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双方物质代价的差距和成效。美军逐步陷入地面战争中，战斗人员从1965年的268.7万人增至1968年的354.7万人；肯尼迪及约翰逊时代的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估计，仅1966年2月美军在南越的空运费用即已达三年韩战月平均量的2.5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统计报道，1968年3月前，美在越损失的飞机和直升飞机的价值比韩战同一指标高出四倍 。相反，苏联只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却迫使对手最终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丹·考德尔（Dan Caldwell）认为：“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苏联的投资是有意义的。在战争的高潮期间，苏联每年大约向北越人运送价值10亿美元的装备，而美国为了支持这场战争每年的支出却达200至250亿美元。” 尼克松多年后总结了越战中盲目投入的教训：“在我们的军事训练计划中，我们应该避免犯我们在越南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按照美国的模式建设我们盟国的军队，进而形成适于打常规战的庞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形成适于打游击战的小规模力量。对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必须适应他们面临的威胁。”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财政状况逐渐恶化，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渐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因素，国防部军事预算的实际增长可能更为可观。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寻求将战争从美国化转向“越南化”（Vietnamization），即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依靠南越政府人力维持战争 。“越南化”政策体现了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即改变美国在该地区各种援助和经济介入的结构，降低维持霸权的经济成本；战略手段朝着更为多样化更具实效性的方向迈进，既使美军能体面的撤退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又能维持较合理的投入来保证对这一战略区域有效的控制　。时任国防部长的莱尔德（Melvin R。Laird）将尼克松主义描述为“撤退＋越南化”（withdraw plus Vietnamization）。这一计划的实施首要是通过防务本地化来提高美援的利用率。尼克松政府同时更多的考虑了越南化可能的对越南地区经济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整体的安全战略的转型之中，“尽管在越南化的进程当中纯粹的军事目的的花费预计可能会实质性的减少，但仍将需要增加一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费用……”　 

　　（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军事化，国民经济结构性危机日益加剧。前苏联经济学家法拉马江对此总结道：首先，军工生产占用了绝大部分的优质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其次，美国投入“研究与发展”的全部资金有半数用于军事目的，严重减慢了民用经济的创造能力和技术进步；再次，大量军事开支是造成预算长期赤字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公共债务增加和国际收支的巨大逆差。民用企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技术转换升级慢，国际竞争能力日渐下降 。美国经济学教授博尔丁认为：“美国国防部使美国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它使国内消费减少了大约15％，把用于生产的资源投进竞争性武器系统以至空间技术的老鼠洞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要降低多达2％。” 蓝辛就业研究会的研究报告指出：每年10亿美元用于军费实际上要比用于私人企业净减9000份工作；比用于地方政府减少35000份工作。军费开支使整个经济在1977年和1978年浪费了100多万份工作 。同时，政府利用军费杠杆对付就经济周期也使国民经济陷入动荡不定之中。一旦军费压缩，各大垄断集团便立即缩减生产规模，一时间，“工人同受雇时一样快地被解雇了”，很快，经济陷入谷地，随着这些波动，社会经历着贫困－富裕－贫困的周期　。曾任美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维克多·佩洛（Victor Perlo）对此评价道：“在为了对抗周期而操纵军费开支的措施所产生的稳定作用，不足以弥补战争或武器配备所引起的军费波动的不稳定作用，因此其结果是经济的军事化增加了周期性的不稳定局面。” 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的财政状况的恶化及经济衰退反过来又危及其全球战略的推行－－它使美国核力量的发展严重滞后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核力量已为苏联追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洲际导弹之比为424∶100，到《美苏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签定时，双方洲际导弹之比已为1054∶1075（美苏）。陷入亚洲热战泥潭使核武研发由于投入力量太少而陷于停滞状态。实际上，从1964年至1969财政年度，用于越战以外的军事开支只增加了5亿美元。美共和党政治家阿尔弗雷德·兰登批评道，美国“试图以巨大的财政耗费维系整个世界的治安，却没有适当满足在美国确立可行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时代要求” 。 

三、?美国七十年代的亚太战略：经济外交手段运用的合理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初的处境促使美国转向更多地采取军事手段以外的经济及外交手段作为政策核心，从全面干预转向有效控制，正如尼克松本人后来所总结的：“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并以援助和忠告的形式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支持以对付要给他们造成混乱的势力，那么我们就是撒播民主的种子。”　 

　　（一）“缓和”背景下美苏“囚徒的困境” 

　　博弈论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囚徒的困境”，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军事对峙上势均力敌的生动描述。在“囚徒的困境”中存在三种可能：（1）被隔离审讯的两个同伙案犯若“坚守同盟”互不招供而获释，虽最冒险且可能性最低同时确是最佳结局；（2）任何其中一人供出同伴而同伴没有招供，则供者免刑，不供者重刑；（3）互相供认则刑罚稍轻，但却无人幸免。 

　　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下的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是美苏在亚太争夺而陷入“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在亚太的扩张态势有所收敛并与苏达成诸多核协定，然而在霸权利益的争夺中，在核竞赛的跑道上，谁都不愿“坚守同盟”受条约掣肘，更不可能有哪一方主动承担限核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或停止对地缘边界的争夺，只有一种结果：一面进行核谈判；一面加紧扩张步伐，最终达到所谓“核恐怖平衡”下的世界和平　。对于美国而言，打破“囚徒困境”，获得控制东亚、东南亚第三世界的地缘战略优势，关键必然在于把握亚太地区正在变化中的各种因素，使其向有利于巩固美国战略优势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政府认识到了对变化的局势所引起的维持地区战略优势手段的革新之必要性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的看法是：“对外政策的依据仍将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的成分，要根据特定的局势，特定的时间加以混合运用，所以只强调任何单一关系、单一手段就是错误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性质。”经济力量以更为多样化的方式参与到外交政治斗争中便显得尤为重要－－以对苏联的经济优势作为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体系的润滑剂：包括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军务贷款。更重要的是发展培育一种互利的长期的稳固的贸易制度和私人投资的体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彻底消除苏联在东（南）亚日益增加的影响。 

　　1.中苏分裂　在拉尔夫·克劳夫看来，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得美国至少在亚太地区处在了明显的安全战略优势上 。但中国－－尚不能、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亚太地缘遏制线上的马前卒，其次陷于对苏冲突中的中国本身仍旧是东（南）亚盟友眼中最主要的现实威胁，因此最大限度地从非意识形态和非军事援助方面争取中国对美国确立在亚太地区的控制权就十分重要　。基辛格秘密的传奇般的北京之旅和美国乒乓球队应邀顺访中国这样的特殊形式因此成为急于打破坚冰但又顾及根本立场分歧的外交双方接触的最好途径　。至1971年6月10日，美宣布结束21年的中美贸易禁运并列举了一份长长的对华非战略物资的出口许可列单，进口中国货物的限制被逐步废除了 。1972年《联合公报》发布，中国同意与美恢复贸易。整个70年代两国的贸易关系急剧升温（见表）。尼克松认为：“如果苏联统治中国，那就是可能使自由世界遭到致命的打击……应当利用我们的经济力量，帮助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的中国。” 当然对中国的贸易本身并不是孤立的策略选择，正如阿·多克·巴尼特（A。Doak Barnett）分析的那样：“取消旧贸易限制的真正意义，更多地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如近几年来取消禁运本身就是这样。在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得到经济实惠，但更为重要的是，修改贸易政策是建立较为正常的全面关系的一种象征和步骤。”　 

表　对美贸易（亿美元）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中国进口 - 64 689 807 304 135  
中国出口 5 32 64 115 158 202  

资源来源：Ｕ.Ｓ.Ｄepartment of Commerce,Rureau  of East-West Trade 

　　2.日本的复兴　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国在考虑东亚地区变化了的安全战略时拥有一枚重要棋子。日本对苏联、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外交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由于美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退居幕后而出现的安全真空。对美国而言，调动资本主义世界整体的经济力量对抗和牵制苏联的扩张是20世纪5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经济力量结构重组所导致的安全结构必要的、适应性的调整，在亚太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由复兴后的日本承担一定的防务报偿和担当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外交的先锋的声音自冷战初期即已有之　，而日本从战后废墟中重生后的外交基调也正在于此：在美国的军事安全体系保护下，大力发展民间商贸往来并施以大量的政府援助（OLD），恢复日本的政治地位。1965年始，佐藤内阁将对亚洲的经济外交定为日本外交基调，1966年6月，日本加入亚洲太平洋理事会（ASPAC），11月亚洲开发银行创立，日本与美国并列成为最大的出资国，并由日本人出任总裁。在70年代日本的贷款、投资和援助项目中，除个别的非常时期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至1980年，日本最大的15个受援国中，10个为东（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主要的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和产业升级最主要的依托，而这与美国在东亚的冷战遏制线恰好重合。尽管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就冲绳问题争吵不休，但在缓和后的亚太战略合作问题上，从美国政府到政策研究机构乃至日本领导层都认为应保持并首先巩固美日联盟，发挥日本在安全结构重组中的更大作用。拉尔夫·克劳夫谈到：“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塑造，以反映日本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同时以配合美国和共产主义大国之间从对抗走向谈判的转变过程。”　 
　　一方面，中苏分裂突出并实际上提升了日本作为地区的经济大国的地位，使得中苏为争夺与日本交往可能会带来的经济机会和有利的政治格局而与日本改善关系，从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并建立中苏美日的多极地区格局　；另一方面，对苏联的战略边缘地区－－中东和东南亚，日本发挥经济外交的先锋作用将极大促进美国缓和战略的实施。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尼克松时代以及70年代的美国在众多方面显示出已不再具有保护日本经济安全的绝对能力，但是日本的在局部的经济势力膨胀对美国综合安全战略是具有建设意义的 。从亚太地区意识形态集团对抗的大背景看来，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构想所带来的客观变化之一是使日本和美国成为一名战士手中的矛和盾，不同的是原来积极推行的军事进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日本经济扩张之矛，美国的军事安全体系则成为盾。一方面，日本对东南亚的慷慨投资和雄厚的技术转让的前景，使得美国减轻了由于其在东南亚的商业和军事存在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所带来的地区共产主义或国有化倾向膨胀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公司更有适应能力，正如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逊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东京对其他亚洲国家神气十足，对他们的民族愿望无动于衷，而它在亚洲却采取了商业上的实用主义的活动方式，无意之中使日本的经济存在对民族国家说来不如美国那样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始终谨慎地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也使该地区国家能够保持对日本一定程度的信任和期望，因而始终稳定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主流方向上。上述方面也就意味着，苏联在这场缓和背景下的政治争夺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可能性－－不论在经济技术领域还是在政治拉拢的吸引力方面－－都绝对地降低了 。 

　　3.跨国公司的崛起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外交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派政论家罗伯特·希尔指出道：“事实是尽管有尼克松主义或越战的逐渐降级，美国仍在世界事务中卷入很深，它过多地消耗世界资源；从德黑兰郊区到曼谷郊区，美国公司为那里的人民作出决定。”　 
　　跨国公司是美国垄断财团进行海外扩张的主要工具，通过在第三世界设立子公司，在当地直接进行投资。这不同于二战后广泛出现的国际双边或多边援助组织或开发银行，其机动性更强，投资控制范围更广，资金力量亦十分雄厚。由于美国垄断财团与其国内政治的天然的密切联系，海外公司往往成为美国政府推行霸权政策的代理人 ；而跨国公司则一方面可以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合同和海外投资的官方支持，同时更为第三世界的广阔销售市场和质优价廉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所吸引，乐此不疲。从尼克松到卡特政府都积极鼓励私人海外投资以缓解政府对外援助的重担 。东京－美国商会亚太理事会在其1970年2月的一份报告《七十年代新的经济外交》中有一段请缨之辞：“援助欠发达国家的一切贷款、赠款和其他款项，都应通过现有的美国私人企业组织和财政机构进行，并要鼓励它们去这样作，例如：给予他们（私人企业）低息贷款，保证它们不承担某些风险。为美国企业谋利益的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和促进由美国企业公司分出来的并倾向于美国的多国公司的发展……要承认私人企业在‘经济外交’中的巨大作用。”　 

　　（二）经济霸权的运用－－国际政治学分析一种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阐发了所谓“复合性相互依赖”的国际战略学概念。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不应仅仅以现实主义的“武力”决定论出发，应当考虑国家间（或组织间、非国家关系间）多个层面的交往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军事力量－政治谈判－经济力量－文化交流－环保卫生等手段的结合运用，以其中的强项弥补其处于劣势的环节 。 

　　这一政治理论清晰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在亚太地区影响消长的决定性因素和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即霸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优势大小。缓和战略带来的经验是，应当按照变化着的威慑领域的强弱调整战略手段的结构。美国学者考德尔十分恰当地描述了战后美国外交演变的实质：“从更为广泛的观点看，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们在尖锐冷战时期逐渐确立了处理危机的规范，在有限缓和时期确立了军备控制规范，而在缓和时代形成了经济规范。当然，这三种规范中的每一种在以前的时期中都有过历史上的先例，然而这些规范相继形成的迹象确是彰明较著的。” 如前所述，美国面临的经济安全危机在1969年到1971年前后是针对一个要支撑全球军事扩张的经济能量的意义上而言，而一旦美国大规模收缩其在亚太的军事力量，这种经济困境不但变得不那么显著，而且可以对军事安全体系内国家提供充足的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战略援助，从而“危机”呈现为相对的战略优势资源，正如尼克松后来评价到：“我们把国民经济生产的总值的7％用于国防，1％中的1／5用于经济援助。这就是说，我们在准备一场可能永远打不起来的战争时所用的钱，是外援计划所用资金的35倍，而外援计划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场战争中反败为胜。”　因此“缓和”给人们造成的判断上的漏洞之一即忽视了这种经济安全危机的相对性而只是堕入美国力量收缩苏联占据优势这一粗略对比的假象中。20世纪美国的外交领域似乎存在这样一种体系内的循环：总统时常会陷入战略选择的矛盾中，他总要在满足国内经济的充分发展（或者说修复）和保持强有力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之间的摇摆中寻找平衡　，而尼克松时代的钟摆则历史地落向了寻求减弱过分军事干预的坐标上，以寻求国内经济恢复，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这一老阵地的经济方面从容的赢得了优势－－这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苏联经济的衰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把物质力量这一问题领域的内容引向军备和政治领域目标的实现方面，尼克松－基辛格的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无疑有重要位置，而亚太地区则成为经济外交推行的最前沿。即使在70年代中后期对缓和外交批评最为猛烈的年代里，经济外交依然凸显其价值，这与发展问题成为20世纪后期的关注的中心密切联系，而被抛弃的仅仅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缓和战略的部分内容－－随着苏联日益过分的军事扩张已显得过分收缩而失去意义的尼克松军事安全政策。即使在卡特政府时期抛弃了“缓和”的说法 ，当时的一份文件也表明，政府保持了经济投射策略的连续性：“目前，中苏敌视的程度，趋于有利于西方；而西方应帮助保证这一点，……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给予中国优惠条件显然符合西方利益。”　事实上，如前所述，正是在70年代后半期美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实现了飞跃。里根时代的美国面临苏联在亚太地区空前的军事威慑姿态，一改70年代的“软弱”形象，重新回到了冷战军事对抗的轨道上 ，但同时仍将经济攻势作为重要的战略核心之一，对日本在80年代的冷战中发挥经济外交作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 

四、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亚太政策的总体特征是：在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峙趋于不利的格局中，以经济力量的优势维系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安全体系，从经济安全环境和现状出发，调整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安全战略（即所谓“缓和”、“收缩”）。尼克松－基辛格缓和战略中包含的经济外交的可能性和实践，一方面，使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利形势得到控制，到里根执政的1983年前后，已经走出“滞胀”阶段，经济发展全面恢复，从而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因一味发展军事工业、牺牲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最终导致国力不佳，瓦解于一旦；同时，美国巩固了在亚太地区的巨大的影响力，成功地维护了地区军事安全防御体系，最终确保了美国的霸权，成为最后的赢家 。这一强烈对比说明，经济实力是所谓综合国力的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基础，只有在纷繁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力量才是第一选择。布热津斯基（Brezinski）在其名著《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最恰当地总结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经验：“（苏联）最主要的战备先决条件是切断美国同欧亚大陆远端的联系，但是这种抱负只有以足够的力量为后盾才有意义……因此，作出谨慎的估计就需考察国力构成的诸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力量方面，因为除非有朝一日这一因素被直接的军事冲突所完全摧毁，否则它对于成功地进行竞争可能起主要作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除非军事手段证明能起历史决定作用，美苏竞争的结局很可能会取决于社会的创造力。”　 

　　点　　评 

　　关于尼克松主义及其外交战略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对他在亚太所实行的“缓和”战略也有许多研究。刘汉生的文章，在说明美国从越南的东南亚撤军、从而宣告“冷战”中“苏联优势时代”的到来的同时，提醒人们注意两个事实：一方面是后来苏东阵营的瓦解，另一方面是亚太地区经济的腾飞。他认为，尼克松在亚太地区实行的“缓和”是一种“以进为退”的战略，其结果是造成了美国霸权确立和亚太经济奇迹的“双赢格局”，因而有其“合理性”。这使一篇老题目的文章带有了一定新意。作者看了不少，并尽可能地挖掘新的资料，下了一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