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和法学中，存在着很多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典范：生活世界与系统（Habermas，1988）；“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洛克伍德，1997）；行动中的法律与书本中的法律等等。在这些模式中，制度都被当作独立、自足、和可以明确区分的，它的再生产和复制基本上是在内部完成的。制度运行所需的知识是明确、普适的，而生活中的知识则林林总总，姿态万千，无穷无尽。相对于被表述出来的逻辑知识而言，它们往往是沉默着的，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显现。常人方法学家揭示了这样一个“常识”：人们的行动充满了“权宜性”（contingency），即行动者并不是按照事先的规则，而是根据行动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己的努力完成的（李猛，1997）。实际上，运行制度的人也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司法者尤其如此），他也是凭借自己复杂的技术、方法和经验来完成的。无论在何种严密的规则下，他们都有生产或者改变结构的自由空间。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学得的知识”与“习得的知识”（强世功，1997；费孝通，1999：18-19），而且两者的边界好像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在使用知识的实践中，他们各自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不清了。如派出所对M说，Y不可能没有告诉M那味药应如何服用时，他们的逻辑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在谈到赔偿额时，派出所对M说，你和Y是多年的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人家纯粹是帮你的忙，他家里也不富裕，何必要把人家也整得那么惨呢？在这里，法律知识并没有在场，在场的是生活情理。进一步可以说，实际上，任何案件的处理都需要裁决者透彻地体察世道人心，我国西周总结的“五听”司法技巧即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M也并非对法律一窍不通，因为法律最基本的东西是对生活规则和正义理念的汲取，M不可能不懂得“杀人者死”（至少也要判刑的这一规则），尽管他不懂得“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而且，M甚至还可以用向法院起诉的方法“要挟”派出所。在一次次严打的法律仪式化展示中，在一次次普法教育中，在电影电视的情节据或公开审判中，法律可能会零星地渗入到村民的意识中，嵌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自然态度”（舒茨语），尽管他们对法律的具体内容可能所知无几，但是他们可能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由此可见，法律逻辑与生活常识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互相交叉的。

在派出所解决案件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国家解决纠纷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抽象的法律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并非互不沟通，相反，他们可能会积极对话和交流，甚至可能达到一种“理想交谈情景”（哈贝马斯语）。在这种场合，很难分清两者各自的面目。这一点，想想法官面对一个没有请律师又不懂法律的当事人就知道了，如果法官满口法言律语，当事人张嘴全是土话俚语，二者岂非断无交流的可能？所以，正是在一次次的司法实践中，在一次次的政策推行中，被知识界定机制及流通机制的霸权和暴力压制的生活知识，才有了得以伸张的机会，得以与制度知识对话。制度的运行逻辑也才得以展开，制度的使命也才得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被常识污染的纯粹“规则之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案卷中，我们见到的都是“规则之治”。

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实践”，从一种没有被学院知识侵蚀的健康思维出发，可以发现，制度要得以再生产就必须与复杂的生活世界沟通，因为脱离了广阔的生活世界是不存在制度的。所谓“行动中的法律”与“书本中的法律”，法律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距离（黄宗智，1998），其实只不过是对常识的学理化表达，或者说是一种清醒的常识：它将被制度激进主义者所理想化、简约化了的制度及其实施之间的因果链条复杂化了。

     斯洛说过，“二”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任何对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值得怀疑的（斯洛，1984：9）。只要一回到实践，我们就会发现符号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差距实在不小，任何两分法实际上都有灰暗不明的地方，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