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 对派出所的威胁和Y妻的行为看，福柯对权力的两种传统理论模式的批判是深刻的，（福柯，1999）。权力不是法学、政治学意义上以国家暴力为前提的占有式权力，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权力不仅仅是某种可以被占有、处分的所有物，而是一种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权力无所不在，……在任何两点的关系间都会产生权力。”“事实上，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对象的领域以及真理的形式。个人及其所获得的只是都来自于这种结果。”（Foucault，1979：194）。也就是说，权利并不是一种为某些人占有的物，是一种实体，而是产生于关系中，权力有无数个发生点，即使在一个简单的纠纷解决中，我们也能发现权力无所不在，而不仅仅只有代表国家的机构才能享有。

三、规则治理与纠纷解决

苏力通过对基层法院两个个案的细致分析，认为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解决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纠纷，而不是恪守职责。因此，法治建设主要不是当权者或决策者下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自身重塑和整合的过程（苏力，1999）。在本案中，这种法治运行中的工具主义呈现出更复杂的景象。

M与派出所争执最激烈的一点是，Y是否已经对他说明该味药应当如何服用，虽然有Y的处方签，但这一问题还是被提出来，因为M及其妻子都不识字。事后我们去派出所时，派出所的人将处方签给我们看，上面确实表达了分三次服用的意思。但M认为这张处方签是被换了，因为Y被派出所关了一天就放出来了，而且，Y就在镇上住，他和派出所可能很熟，加上 Y妻说给了派出所7000元，但是他只拿到一半，派出所肯定搞了鬼。也许因为有人在一起壮胆，也许当时很悲愤，M竟然在派出所当面说出了这种事。派出所的人说，你说话可得负责啊，M于是住了口。派出所的人解释说，你想想，Y虽然不是正儿巴经的医生，但是任何学过一点中医的人都知道这种药不能多吃，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看这处方签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Y肯定是对你说了，你没有上心，或者是你爱人没有上心。实际上，派出所相信M只是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后，事情自然就平息了。因此，他对M的态度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布迪厄所谓的“屈尊”策略），让M感到派出所对自己很够意思，不好拉下面子与派出所争。而派出所也知道，只要把这事拖下去，事情自然就解决了。这种处理问题的时间技术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单位处理问题时，往往会拖时间。尽管这与规则格格不入，但是对解决纠纷却非常管用。

对Y是否说了该药的用法，派出所和M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本案的关键事实处于幽暗不明状态，而且也很难有好的办法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以规则解决问题很难，因为派出所依法有查明真相的职责，但是这真相却无法查明。如果这一案件作为民事案件到法院，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举证责任规则，让主张肯定事实的M举证，如M举不出证据或者举证没有被采纳，法院自然会依据规则判M败诉。对派出所而言，虽然它做出的调解并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但是无论是派出所还是M都认为这件事首先应该由派出所解决。因此，派出所尽量平息这场纠纷，力图避免纠纷扩大升级。在案件的主要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派出所不得不采取这种“和稀泥”的办法，使M满意。也就是说，在这起人命案中，派出所是无法根据规则来解决的，从效果上考虑，它只能采取非法律措施来平息纠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里法律出现了逻辑断裂，因为国家法律以另一种方式在案件解决的过程中存在着，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场域。如M找派出所解决人命案，派出所解决，这时法律默默地支撑着M与派出所行为的逻辑，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性解释框架。最为明显的是，派出所的一套案卷制作技术，在立案书、侦察报告等官僚体制要求的文本中，派出所的实际处理过程被遮蔽了，只留下了严格依据法律形式做出的程序描述、案件处理结果报告。正是在案卷中，国家法律以冷冰冰的形式存在着，构成了逻辑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