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教育的关注是一个社会在文明状态必须不可轻易放松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坎坷，对教育的实践和思索有了可之的回溯的素材。对一个世纪的教育的研习实践与战乱并存的状况可以用历史的方法来获得，对实行了半个世纪相对变化较小的现行制度的探讨则是时下教育届热忱关注和广泛摸索的对象。各种报刊杂志几乎都参与到这一潮涌中来，仅从《南风窗》这一半月刊的期刊中就可以看到多篇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探讨的文章。如第211其所作的独家策划：大学之道，组织四篇佳文来述析教育的课题；在第213其又以评论的形式以述美国大学的生财之道，试以他山之石作明鉴来构建自己的有效范式；于第216期中又对MBA的躁动热潮作出针对性分析，以期给人们清清火、醒醒脑；在第220期中刊载“高教“宽进严出”可能吗？”的文章，探讨其可行性；在第222期又作独家策划：“教育，为什么”，对现行的政策作以省思；及第224期中的热点探析：中国高教的三大软肋，等等。而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的六大板块中教育专栏占其一，对教育的投入、精英教育、私立教育、教育制度等方面予以研讨，以期为教育的合理有效发展出谋略。
在读过诸多使人深思的篇文后，回思自己是一刚入法学研习之门的后学新生，一种对法学教育的思索的冲动由心海萌动而起。又读伯尔曼之巨著《法律与革命》，试图从法学研习的源头寻求些思路以期对现今法学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世纪法学研习制度分析

一

法学是罗马人留给世界的瑰宝，但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即一门科学对待并来传授，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中。在诸如法律规则和诉讼程序这种法律素材的寻常意义上，法律并不构成一门科学，就如同物质或动物行为不能构成一门科学一样。……法律规则、法律概念、法律判决和法律程序仍然只是素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门科学的对立物，但是，法律活动参与者的意识确逐渐达到对这些素材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对关于它们的知识体加以积累的程度，这便有了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某些特性。此外，这门科学，这门关于法律的知识体，被作为法律素材本身的一部分加以处理。理解融入解释，解释融入适用。①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是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其中零散的司法判决、规则以及制定法都被与以客观的研究，并且依据一般原理和真理而加以解释，整个法律制度均是以这些原理和真理为基础的。经受了新的法律科学训练的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正在形成中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法律事务部门和其他官署中担任顾问、法官、律师、行政官、立法起草人。他们通过运用其学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各种新的法律体系得以从以前几乎完全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魂为一体的各种就法律秩序中脱胎出来。②据伯尔曼所言，大学不仅是法学变为科学的起源之地和初生培养之摇篮，而且是使法学作为实践科学运用于现世并改造现实的人才源库。法律相关的各种素材的日积月累是法律科学得以形成的客观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组织来对这庞杂的资料进行研习和整合，从知识向科学的跨越就会成为难跃之壑。有利有效的外在环境为新生事物的创制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就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之一。大学将法律学者——教师和学生——从全欧洲聚拢在一起，不仅使他们彼此接触，而且还是他们与神学、医学以及文科的教师和学生相互接触，并且将他们归入一种行业，或以今天的术语说，归入一种职业。①

二

环境有纯自然的环境和加入人的因素的环境的区别，在一些情况下也许纯自然的环境相当重要，但在研习社会科学方面，环境的人为塑造是处于首要地位和优先考虑的。11世纪晚期，意大利许多城市及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对新发现的罗马法文本进行研究，其中以波伦亚大学的波伦亚法学院尤显兴盛。波伦亚的法律教育制度被移植到了欧洲的许多城市，包括帕多瓦、佩鲁贾和比萨，萨拉曼卡、蒙彼利埃和奥尔良，布拉格、维也纳、克拉科夫以及海德尔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大学虽然采纳了波伦亚的法律课程和教学方法，但在组织类型上接受的确是由巴黎大学所开创的模式，在那里，所有4个系-神学、法律、医学、文学-的博士和学生组成一个单一的组织，并服从于一个共同的首脑和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②因此，把波伦亚法学院作为分析的对象来阐释法学研究中人为塑造环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