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口供的证据效力，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肯定其证明效力最强，同时又指出其具有较大的虚伪性。这一观点仅局限在对口供双重属性的认识上，未能触及口供这一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运用上证据效力和证明作用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侦查实践中过于“迷信”口供作用，口供的证据效力已被夸大，即便是对口供双重属性的认识，也多是停留在理论上，在此不妨将实践中常见口供形态予以列举，探究其证据效力。

1、孤立的口供，未经查证和查证不实的口供当然不具有证据效力，这已由立法所确定，不必赘述。

2、关于查证属实的口供的证据效力。依法获取的口供一经查证属实，当然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应当看到，对口供的查证过程，同样是一个收集其他证据，审查判断所收集的证据的过程，审查口供的真实性必须有足够的其他证据，口供作为一种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证据，根据逻辑规则，其自身在不能证明自身真实性时，亦即丧失了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口供证据作用的发挥有待于其他证据首先对其作出真实、可靠的证明。围绕口供真实性的证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体系。在这个证据体系中，口供已被其他证据所固定。也就是说，在案件证据体系形成后，口供的证据作用已显得无足轻重，其证据效力绝大部分可由其他证据担负。由此，在案件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中，口供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它的证据效力仅体现在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从而增强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证据体系的内心确信程度上，没有必要再过于强调口供有最强的证据效力。

3、非法获取的口供，虽经查证属实，也不应承认其证据效力。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仅如此，我国刑法更是将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长期以来，实践中对非法猎取的口供，如属“屈打假招”之类的口供，自然不会被采信，但对于非法获取的“真供”采信与否多有争议。这一争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尤其是在司法公正呼声日益强烈的今天，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解决答案，即非法获取的口供无论“真”、“假”均没有证据效力。如果仍然坚持以保护社会利益的名义放任司法专权，漠视个人权利，不仅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注重保护人权的修改宗旨，而且会纵容刑讯逼供这一司法腐败形式的蔓延。

我们并非刻意否认口供的证据效力。证据效力的判断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实事求是是审查判断证据效力的法则。但不可否认证据证明效力大小的判断要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对口供证据效力的上述分析或许有片面之处，目的是提醒侦查人员要彻底抛弃口供是“证据之王”等错误观念，深刻认识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尤其是全面实施控辩审理的庭审改革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后，对案件证据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借此矫枉过正之举，或许对广大侦查人员有所启迪。

在这样的背景下，刑侦工作僵化的工作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在侦查实践中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定案的现象尤其值得反思。要改进刑侦工作方式，真正体现破案是硬道理，必须从完善侦破案件所依据的定案证据体系入手。当务之急，一、是树立参与诉讼意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刑侦专业队伍，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阶段，侦查人员的执法水平高低，影响到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因此要在广大侦查人员中牢固树立参与诉讼意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教育侦查人员迅速调整陈旧的侦查办案思维模式，尽快适应新的刑事诉讼要求。二、是树立科技破案意识，大力加强刑事技术工作。当前，刑事犯罪活动日趋复杂，有组织犯罪、流窜犯罪、高科技领域智能犯罪日益增多，犯罪职业化，系列化倾向加重，获取可资破案证据的难度越来越大，传统的侦破方式已很难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必须要有战略的眼光，未雨绸缪，大力加强刑侦基础建设，尤其是高度重视刑事技术工作，要加大刑事技术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刑侦破案的科技含量和依靠科技攻坚克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