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信托目的在信托设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是信托行为成立的纲。[30]作为目的指向的高龄者信托，应规定合法、明确、细化的信托目的，既为受托人指明方向，也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确立尺度。信托目的应成为高龄者信托合同（或遗嘱）中的核心条款，避免过于简单、抽象，要明确体现高龄者需求的实际。
其次，拓展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是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关键。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物权、债权，以及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只要能够成为高龄者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就应成为信托机构挖掘信托价值的切入点。在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应切实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在受托人固定的前提下，应明确委托人和受益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范围和数量。在高龄者信托中，不仅高龄者本人可以成为委托人，高龄者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团体等，都是潜在的委托人（也是信托机构的潜在客户）。委托人对信托特别是对受托人享有监督权，既是信托的发起者，也是信托的监督者。受益人作为受益权的享有者，在信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言而喻。对高龄者信托而言，区分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尤其是明确受益权的取得、放弃、转让、继承以及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在高龄者信托中，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设立信托监察人，通过代表受益人（尤其是高龄者）监督受托人来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并且，可以借鉴日本的“信托财产管理人”[31]制度，从信托连续和信托财产稳定安全的角度，保障高龄者权益。无论是信托监察人，还是信托财产管理人，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
信托因其具有弹性而使其得以适应多变的金融环境，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应用到信托制度。[32]在金融信托领域，信托机构应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及时察觉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开发高龄者信托产品。尤其是我国的高龄社会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与高龄者相关的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以及未来动向，确保高龄者信托产品合乎现有的法律政策。尤其对税收、会计、社会福利、医疗、监护、保险、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信托机构应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2、注意不同高龄者群体对退休生活、经济条件、精神享受、财产传承、投资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高龄者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充分体现和保障委托人（高龄者）的意愿，减少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运用。
3、注意固有的家庭传统观念和新时期家庭结构及观念的变化，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不仅要考虑高龄者本人的意愿，而且要考虑高龄者子女及其他照顾者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减少高龄者信托的阻力。
4、注意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龄者经济状况的差别，针对不同地区高龄者财产的种类和数量设计适宜的高龄者信托产品。
5、注意提高受托机构的公信力，在社会大众中广泛普及和宣传信托观念，从而增强高龄者对信托的认同度和对信托机构的信任度。
6、注意提高受托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尤其是与福利、医疗、保险、高龄者机构、高龄者团体等合作的水平。
7、注意调查、统计、研究高龄社会和高龄者的现实问题，包括高龄者家庭、高龄者区域分布、高龄者年龄结构、高龄者性别比例、高龄者子女、高龄者储蓄、高龄者不动产、高龄者消费、高龄者易发症等方面的翔实情况，为准确、贴切地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提供依据。
8、注意高龄者信托的风险控制，切实保障高龄者交付的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健全财务制度、加强风险内控、完善信息披露，建立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
9、注意对高龄者信托的监督，除了行政机关（包括金融监管机构和社会保障机构等）的监管外，选任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担任信托监察人[33]，负责监督受托机构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是否合乎信托目的。同时，引入社会自治组织（如社区）、高龄者福利和权益保障等团体的监督，以维护高龄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