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 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主权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 Mintz& Thomas 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演变中的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1997，（8）。 
　　[2]马拴友。税收优惠与投资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1，（10）。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4]徐思嘉，麦挺。外国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与激励政策———兼论中国外资激励政策调整[J].改革，2004，（2）。 
　　[5]夏杰长，李朱。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4，（6）。 
　　[6]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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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闻媛。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9]Blomstrom&AriKokko著，赵学尽，黄克臣译。外国直接投资激励经济学[M].经济资料译丛，2003，（2）。 
　　[10]UNCTAD.Incentiv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1996. 
　　[11]Root and Ahmed.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8，9（3）。 
　　[12]Devereux， M.and Griffith，R.，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Multinational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8. 
　　[13]JackM.Mintz&Thomas Tsiopoulos， Corporate income taxation and foreign directi 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Foreign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 1992， No.4， World Bank. 
　　[14]Gropp&Kostial，The Disappearing Tax Base：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Eroding Corporate Income Taxes，IMF working papers，2000，WP/0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