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目前有些地方对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的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开始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人们目前从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确是1999年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率下滑的状态之中，因而对相当多数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预期是1999年收入状况不会乐观，消费仍需谨慎，并且物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 等待消费可能是明智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增加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四）1998年开始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较明显刺激国有投资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为了避免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来说，传导路程相对较长，因此，国家财政投资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对刺激消费需求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4]

　　第五种观点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对消费的影响有三个原因：（1）目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对1998年做了预测，1998年的劳动力供给可说是90年代、8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大概达到了2800万，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岗这一块，1997年底下岗职工1100万至1200万，这些下岗职工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60％还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700万，平常年份我们节转过来的劳动力大概就有590万，加上70万的下岗职工，这个供给虽然说可能还跟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不算失业，但是他肯定要冲击市场，他要进入市场，而市场一下子又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人心就变得不安起来。这就直接影响着消费心态。（2）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万人，但是影响面很大。下来这些人要安排在事业单位，而事业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国在劳动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建立市场机制有用，对老百姓将来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老百性对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钱，比如失业保险，要多掏一个百分点，原来劳动者不用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一样。这些对老百性的预期消费的影响非常大。[5]

　　第六种观点对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走势做了一个判断。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但从1999年看，随着制约因素的逐步显露，影响强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将会有所放慢。主要依据有：

　　1、居民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增长缓慢。1998年1－9月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 而其中具有明显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国有集体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仅增长2.9％；1月－9月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也有所减缓。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虑到特高收入户和特低收入户的因素，分配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收入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加之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较低，影响到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186元，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7315元，为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将城镇最高收入转移到最低收入户，按此测算，1997年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将净增961.9元，按此推算，将增加消费近500亿元。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3、居民预期支出提高。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当前或未来时期要有一笔较大数额的支出，反映到当前必然是居民推迟当前消费，即期消费增长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