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从１９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４０年冷战的时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４０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８０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６０、７０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