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个时期，发展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却并未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自己工业的道路。相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反而陷入了联绵不断地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之中。在60年代后半期，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似乎都牢固地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使人们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而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解决其政治发展的矛盾也就更为迫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起步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但依靠什么力量来建立这一政权，在实践和理论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直到依附论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并由此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里我们准备从依附论入手，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政党以及其工业化领导力量的组成和其作用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

    二战后主要由西方国家开始的发展研究，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等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将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1]这种偏颇显然无助于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第三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于是，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在发展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依附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依附论者着重从国际经济学方面寻求突破口，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只有从这种国际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看，依附论者至少得到了如下一些启示：第一，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本质的反映，第二，由此扩张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西方的发达是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2]此外，他们也相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历史主要动力的观点，并以此推论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状态是遭受国际资产阶级剥削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依附论者首次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概念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依附论的理论先驱者之一巴兰(Paul Baran)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然而，巴兰指出，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侵吞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3]

    而弗兰克实际上是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依附”概念的。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世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第三世界“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无法也不愿去创造本民族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这个阶级的财富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并帮助中心的统治阶级将自己国家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国外。因而，第三世界的政府、政党、官僚、军队等等，都不过是都市中心对卫星地区控制的工具而已。从世界范围看现在只有两个阶段：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各地的附庸，以及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着贫穷的大多数人口的权力精英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外国资本家，本国寡头和当地的国家政权。[4]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外国资本的助手，而国家政权则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了。

    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认为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只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物，这种看法显然又过于偏激了。

    一些学者从依附论的角度考察了非洲诸国的情况后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科林·利斯最初曾认为肯尼亚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屈从于都市资产的需要和利益的，但最后他却修正了这一观点。因为肯尼亚资产阶级除从事商业性农作物生产外，还涉足于房地产、建筑业、矿业、保险业甚至制造业。这意味着地方层次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抗衡的程度。事实上，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国家机器来巩固他们在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事实表明，应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特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以此确定边缘地区最初的资金是怎样积累，并积累到能够进行工业化的程度的。[5]

    从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个案研究中也表明，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连充当“买办”分肥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从一个长时段考察，无论多么“卖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都不可能与都市中心完全一致￡?更不用说心甘情愿地受都市中心控制，被排除在它认为自己理应享受的利益份额之外了。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却沿着另一条思路继续发展了依附论。他的基本观点与弗兰克相似，宣称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但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局限在于仍将不发达现象作个案分析，认为只有把低度发展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低度发展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要继续生产，直至扩张到利润的边际为止。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现象。[6]这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眼光，即是说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现象。这是他的理论被称为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核心”和“边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都市中心”与“卫星”，核心经济主要指制造业、银行业及相关的先进经济活动，而边缘经济则基本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边缘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构成的，但与弗兰克的区别在于，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领先来解释为什么北部核心地区能占有其余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即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对等强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机构，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国内又表现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边缘经济只能产生弱小的国家，意味着它们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条件，其从属经济的地位因此变得更为确定。[7]沃勒斯坦也认为边缘地区的头面人物即买办，是核心地区吞占剩余价值的帮凶。 在他看来，国家无疑是国际经济的副产品，甚至宣称，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既没有封建体系也没有社会主义体系，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在形式上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因此这个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现实不是国家政权而是阶级斗争，是边缘地区对核心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与种族意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纠缠在一起。结果，沃勒斯坦在注意到政治的同时，却依然把政治看作是“依附”于经济的，否认了政治的独立地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依附学派的学者们将阶级分析的概念引入发展研究之中，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然而它依然暴露出许多弱点，除“依附”这一概念含糊不清，核心从边缘榨取的剩余价值难于界定和量化，以及将不发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外因与历史外，关键在于它的阶级分类概念过于笼统，从而忽略了局部地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尤其是边缘地区本身政治势力和传统势力的种种变化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并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放在可以忽略不计的位置上。显然，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留下了余地。

    ◎第三世界的工人与农民

    二战后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不完全等同于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反映了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研究中所发生的变化，并致力于表达第三世界的看法。正因如此，不论人们怎样评价这种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这种变化导致新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在精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实际上又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定差距，按福斯特·卡特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要从核心地区，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边缘地区角度的来看待帝国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对欧洲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并强调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注意其他潜在的革命阶级。

    三、马克思主义十分注意客观的因素，新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主观因素，如意识，文化等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十分乐观地看待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则更希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找某种平衡。[8]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希望寻找新的社会革命力量，以砸碎帝国主义的“依附锁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种特殊的政治观点来考察不发达国家社会阶级形成的特征与范围，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正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的资产阶级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援下，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将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到那时，工业无产阶级也将成为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先锋队。依附论者则认为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下一阶段革命代理人已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广大群众。

    在这些重大问题愈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主要是由于他们谨慎而有条理的研究方法，而不在于意见一致。他们很少确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对它或其他阶级，阶级中的各派别以及正在形成中的阶级关系很感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得人们对国家及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倍加关注。[9]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承认，工业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将成为社会革命的主要支柱，但到了60年代，部分是由于依附论的影响，无产阶级的地位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反映在有广泛影响的“工人贵族”理论中。列宁曾认为帝国主义大量掠夺所产生的剩余，可用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工人贵族，使他们成为本国制度的拥护者。这种观点被沿用到第三世界的阶级分析中，普遍形成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潜力过低估计的看法。例如，阿莱依（G.Arrighi）和索尔（J.S.Saul）就认为，从殖民时代开始，一部分非洲工人就不断分享本国上层集团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经济剩余产品来满足自己挥霍性的消费，“在殖民时代就建立起来的较高的工资制度保证了劳动队伍中一部分高收入工人的稳定性，他们的高收入证明了割断与传统经济的联系是对的。反过来，这种稳定又推动了高收入工人的特殊化以及他们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进一步增加了一小部分工人的收入。而他们就代表着热带非洲的无产阶级，他们享受着高于非技术劳工三倍的工资收入，和那些受雇于行政机关及外国人所办企业中的精英和次精英一起，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热带非洲的工人贵族。”[10]

    这种经济方面的利益一致，其政治含义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对于在制度上谋求革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受惠者。工业无产阶级既然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农民了。在这种意义上，农民被期望承担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于是，学者们开始对农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一个持久的社会实体重新作了积极的评价。埃里克·沃尔夫就认为，农民在墨西哥，俄国和中国、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斗争中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1]随之而起的则是一股对农民作用过度拔高的学术思潮。

    新马克思主义者介入这场论战时，首先对城乡社会结构进行了更为严肃的分析。他们寻求既明确又合乎逻辑的分析范畴，并且对实际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强调城乡各阶级的存在及其内部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及变动性，但不愿加以概括以形成固定的模式。其次，他们坚持要对农民加以严格的定义。如果农民阶级在概念上不是一个自主的，可以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转变的单位，那么也许就应该完全抛弃使用农民这个词。当然这种极端的看法遭到了沙宁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将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尽管农民之间的差别很大，但农民阶级或者说多种多样的农民的存在确实是第三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现实。[12]因而，农民是必须研究的，而且必须将农民放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中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结合的背景下加以认真的考察，这种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

    沿着这条思路研究的进展集中体现在莱昂纳尔－克利夫关于东非农民动员问题的讲座中，而他们关于布干达王国的分析尤为令人注目。在殖民时期的布干达王国，仍是某些与封建生产方式有密切联系的势力占优势。英国殖民者的目标是劝导农民生产商品农作物以供出口，起初他们绕过国王直接向封建酋长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建立棉花种植园。这些酋长们认为按旧有方式让农民耕种更为方便，并可以从中榨取地租。殖民者后来又转而鼓励农民进行商业性的耕种并供给土地，结果在这一地区引来了相当多的移民。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农村阶级结构：在最上面的是大地主，中间是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者及富农型的农民，下面则是贫苦的自耕农和雇农。就社会群体而言，还可分为本地布干达人和外来的移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农民之间的联系显然十分薄弱，要他们起来进行反抗也是十分遥远的事。所以，农民不是一种社会变革和反叛的靠得住的力量，尽管“农民总是受害者”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并不能由此高估农民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13]

    另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农经济将趋向消失，尽管这个过程较原来设想的时间更长也更为复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仅靠农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他们是不可能进行革命的。农民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不是一个有潜力的历史性阶级，它没有统治的使命，它对社会的见识不过是小农社会结构的再现。[14]农民阶级必须接受其他阶级的领导，而且必须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不致于被瓦解。比如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经营者为了遏制工业无产阶级就从利用的角度出发去联合农民。[15]当然，学者们也不愿忽视农民的作用，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趋向一致，即农民阶级的支持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彼得斯认为：“在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最初的动力、组织、领导及革命斗争的思想意识，确实是先从边缘地区中经济较为'先进'的地区开始的。……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开始于孤岛的先进地区的革命，其成功仍得依靠处于落后区域的广大社会力量（农民）的联合努力。”[16]

    农民既然要依靠工人才有所作为，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工人贵族的问题，否则第三世界的革命动力和中坚力量的问题仍无法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仅从表面的工资收入统计资料看工人的生活水准，而应当考虑到他们在赡养城乡的亲属后，能有多少实际的收入。即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熟练工人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独特的利益。在许多非洲城市，人们经常谈论工资收入者和非工资收入者在生活方式上的相近，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不是工资收入者，而是那些小个体户过得很不错，这就使工人贵族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很难立足，因为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与社会其他等级相比，并不优越。因此，这部分无产阶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构成或等同于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仍然是有争议的。

    于是，学者们开始把原来那种将城市无产阶级的概念局限于熟练产业工人的狭隘看法转变到一种范围更大的工人阶级的概念上。这不仅需要把传统的著作中那些雇有10个人以上的企业中，全天工作的工资收入者看作工人，还应包括那些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资收入者。此外，农村的工资收入者也应考虑在内。新出现的词语“农业无产阶级”（Peasantariat）就是指这部分工人。由此观之，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它也已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例如非洲和亚洲的工人组织经常处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或民族运动的最前沿，尽管这些斗争尚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但它们的进步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桑德布鲁克所说：“工人阶级在其他地方已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而在这里仍然势微力薄且刚刚起步，他们只是半无产阶级并主要出现在非工业领域。……可是民族工人阶级的数量正在壮大，并在稳定地发展，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萌发了基本的阶级觉悟，虽然尚难说已具有革命的性质。然而，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上这种影响是不应忽视的。”[17]

    但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加以滥用，即无产阶级是“所有革命的代理人”，即便象越南革命这样95％的参加者均为农民，仍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随之而来的结论是，所有被剥削的阶级，都不是天生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他们可以得到的价值观念。[18]换句话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动力，他们可能被保守主义俘虏，也可能拥护法西斯主义。仅从其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革命性，显然是不充分的。

    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边缘地区依然存在着阶级，只是其构成和功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独特之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阶级都面临着本民族的发展，因而，其“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就不可能不打上这一印记，并使得照搬发达国家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显得简单粗暴。只有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框架并作深入的研究，才可能得出合乎实情的结论。

    ◎阶级与政权

    无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评价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他们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从整个政治制度来看，任何阶级，集团或部门的行为不是来自他们阶级自身固有的功能，而是在整个制度下与其他阶级相互作用的产物。”[19]因而，政治制度的阶级联盟的性质，在分析中理应占据中心位置。

    依附论者的学者们曾认为，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论其出身如何，都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国家也只是他们的统治工具而已。但另一些依附论的支持者也曾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即认为如果在某些国家的自发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那么国家的性质及其政策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项。

    而注重生产方式的学者们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内的社会变化不定，因此占统治经济地位的阶级构成不能预先确定，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调查研究。这就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已经掌权的阶级和那些向往掌权的阶级可以共存。除去买办外，还可发现封建的半封建的阶级以及当地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处于不同的形成阶段，软弱而又分裂，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单独且有权威地担当起控制政治制度的责任。由于统治阶级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因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性就不能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

    这批学者的理论渊源可上溯至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葛兰西强调扩大知识分子，突出领导权的概念和东西方革命战略必然的不同性。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即他们在职业工作之外，还必须是一个具有审美意识的哲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对维护或改变世界观作出了贡献，形成了新的思想方式。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了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能。[20]

     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分析中，德·詹维尔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他以拉美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以生产日用品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生产对外出口的奢侈品为主的“依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的逻辑是促进积累，后者却是降低积累，两个集团都组成了联盟，并想通过联盟来控制对方，掌握政权。在1850－1930年间，依附资产阶级（包括出口导向的土地寡头和商业买办）与外国资本联盟控制了政权。但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统治联盟的利益却不不相干的。1929年后，进口替代工业化以一种保持土地寡头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人民则希望工业化能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上升。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在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及通过大众主义者或社会民主的政治安排来与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这种主动的工业化特征在50年代日闪明显，并且创造了一个主要以普通日用品为主蝗国内市场。

    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机所困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再度扩张并渗透到拉美，其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两种趋势的后果是推动该地区的生产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日用品生产。农村则面临着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农业的发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土地改革加速了封建财产的转变，并使仍在统治地位的土地精英们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利于节省劳力而不是节省土地，并使得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这种形势使得依附资本要想进一步控制民族资本更为困难，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发了一系列危机。[26]

    德·詹维尔由此认为，在国家政权的层次上，资本内部存在着矛盾：依附资本要求便宜的劳力，累进的收入分配以促进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资本则要求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而增加以便创造一个消费日用品的国内市场。“为克服此种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创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通货膨胀率与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债。”[27]因而，当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斗争陷入僵局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会易于扩大，而工人阶级斗争的威胁则会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再组织和制定政策的权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维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实例证明该国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阶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他们同处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霸权庇护下。这三个阶级虽有短期利益冲突，但并无根本性矛盾。国家政权在维护他们共同长期利益的同时，不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继承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它使军队和官僚机构合为了一体，就其与本国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来讲，它是过度发达的。

    阿拉维认为，地主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们已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在早先的反帝斗争中确实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独立后发生了重要的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与亲帝国主义“封建”因素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和法律的结构已经存在，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来的。[28]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扩展其经济活动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进工业技术方面依赖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日遭冷落的买办资产阶级则起而反对它无法与之竞争的都市中心的扩张活动，但已无太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虽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官僚军事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们通过私下腐化及本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并从中捞取了巨大的好处。

    此外，阿拉维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三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但在边缘地区，这三个阶级的经济作用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它们并没有长期的根本利害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影响，保证了能农业收入免征所得税的好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都要求征收农业税以便为更大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排斥，如有关原棉价格的政策就有损于种植者的利益而对大纺织厂主有利。虽然如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幸尚能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长期的根本对抗。因为在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去反对封建主义，它已获得一套殖民政权准备好的，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国家制度。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后，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机构组织。此外，在获得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依靠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后者也在谋划着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从而避免了伴随他们自己投资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30]当然，这种合作使原来的买办阶级的作用逐渐为都市中心资产阶级所取代。

    总之，这就是三个统治阶级既有短期的利害冲突，又有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这种既有短期冲突，又有长期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后殖民地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时期，这了确保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力量使殖民地内部其他各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往往使这部国家机器过分强大。而这个以官僚和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大部为最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并形成了种种制度化的权力移交程序。[31]

    不少学者对此尚有异议，并例举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权不够强大的实例，但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却大体取得了共识。问题在于，这种相对自主性的本质是什么，它对发展究竟有何重要的意义？

    ◎发展的关键性变项

    正如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发展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的过程，是不可能简单从国外引进的。成功的发展是与经济、政体及公民社会的承压力密切相联系的，要求它们以和谐一致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目标和目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改革并重振自己的经济、政体和社会。”[32]

    换言之，这种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那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谁具有此种能力？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具有此种能力。这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原有阶级，尚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上，自然不可能具有此种动员社会进行发展的能力；而殖民入侵后的新生阶级，又过于弱小，尚未“成长”到可以单独承担此项任务的程度。这里，回顾一下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的观点，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汤普逊指出，阶级不是一个“自在之物”（being），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有共同的经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就是所谓的阶级意识。一个社会集团只有产生了自己意识的前提下才开始成为一个阶级。[33]换言之，阶级不是一个历史上不证自明的永恒的存在范畴，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在英荷等早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法国，资产阶级甚至还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某个发展的主要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于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本质及其意义到此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由于第三世界社会各阶级的软弱（这里不是指其人数，而主要是指其阶级意识的淡薄和自组织能力的缺乏），其国家政权就成为唯一一个坚强的有力的组织机构。事实上，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已开始显现出某种阶级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处于政权上层的官员们利用国家资源为其个人或部门谋求私利的行径，其实质就是他们在为自己的“阶级”谋取利益。毫无疑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各阶级的软弱加强了国家的自主性，由此产生了“为国家的国家”，并且使得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得以出现在国家本身的基础上，直到最后成为一个阶级。这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但却通过权力部门控制各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势力和物质财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的阶级。它在第三世界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核心的，几乎有无限权威的角色。当然它也合乎情理地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具有上述能力的“阶级”。

    构成国家政权主要成分的是各级官僚，虽然从理论上讲官僚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往往十分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有充分依据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要么通过各种裙带关系产生，要么通过各种公务员制度补充人员。后一种情况的主要来源是工薪阶层，职员、店员、邮递员、小学教师及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然而，一时加入官僚系统，他们就开始被同化，逐渐成为这个“政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它不立足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而立足于权力。这反过来给予它“创造”或加强某一阶级的权力，当国家所有制或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对其有利时，它们会支持国有化政策；而一旦官僚们相信私营企业定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时，他们便会允许其卷土重来，而将“人民所有”或“公有制”原则抛到一边了。

    不论这个阶级的作用如何，人们都开始强调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它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治机构，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另一面，作为决定性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作为民族国家政治力量聚集点的重要性，它能被用来有效地抵制都市中心的压力，促进发展，至少也能促进某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当然，人们在强调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时，不再孤立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努力“使政治回到政治经济学去”，[34]考查政治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由于第三国家内各社会阶级的相对，其国家政权不仅具有“正常”的功能，甚至还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一个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这就使它在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世界的各种制度，无论是独裁型、民主型或宗教型的政体，很难说十分巩固和稳定，而以官僚科层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尽管有着信仰、出身和政治上的分歧，政权的外在形式也各不相同，以新的社会精英为核心的官僚都掌握着执行政策的实权，集中，等级制与合法的强制成为这种体系的共同特点。布莱克认为，历史的变革依赖于个别领袖人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危机关头，他们的决策将最终影响社会的命运。[3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集聚在第三国家政权内的社会精英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他们的自身素质，个人经历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命运。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差异，尽管有着种种历史的、社会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却是与这个领导层的素质和决策有关的。换言之，发展的差异就是第三世界政权中领导层素质的差异，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大体上能站得住脚的。

    注释：
    [1] Vicky Randall and Robin Theobold,“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London 1985，P8－32.
    [2] Bjori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ree Worlds”Longman1990，P86.
    [3] 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aja,“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Thinking”New York 1991，P06－207.
    [4] 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aja, Ibid, P153.
    [5] 科林·利斯：“资本积累，阶级形成与依附：肯尼亚个案的重要意义” （Colin Leys,“Capital Accumulation,Class Formation and Dependency: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enyan Case”）载R·密利本德与J·沙威利主编“1978年社会主义读者文摘”。
    [6]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mmanuel Wallerstein,ed,“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第19页。
    [7]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hth Century”）伦敦1974年，第7章。
    [8] 比约恩·赫特勒 《发展理论与三个世界》 朗曼1990年版，第82页。
    [9]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经146－148页。
    [10] 阿莱依与索尔：“热带非洲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G.Arrighi and J.S.Saul ,“Socialis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载于《现代非洲研究》1968年第6卷，第2期，第149页。
    [11] 埃里克·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E.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69年版，第291页。
    [12] 沙宁：“对农民的界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论中的新旧概念化与非概念化的观点”（T.Shanin,“Defining Peasants:Conceptualizations and Deconceptualizations Old and New in a Marxist Debt”）载《农民研究》1979年第八卷，第4期，第38－60页。
    [13]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第94页。
    [14] 同上。
    [15] 史克拉：“非洲阶级统治的本质”（R.Sklar,“The Nature of Class Domination in Africa”）载《现代非洲研究期刊》1979年第17卷 ，第4期，第549页。
    [16] 彼得斯：“关于社会帝国主义的新观点：边缘地区的社会阶级”（J.Petras,“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in the Periphery”）载《当代亚洲月刊》1975年第5卷，第3期，第307页。
    [17] 桑德布鲁克：《政治的基本需要》（R.Sandbrook,“The Politics of Basic Needs”）伦敦1982年版，第218页。
    [18] 皮特·沃斯利：《三个世界》第232页。
    [19] 罗克斯巴勒，《低度发展的理论》第87页。
    [20] 戴维·麦克莱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页。
    [21]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22] 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151页。
    [23] 普朗策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N.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转引自《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152页。
    [24]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116－117页。
    [25]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第119页。
    [26] 奥曼与威格纳尔加：《战后发展思想的演进》第219－220页
    [27] 同上，第221页
    [28] 阿拉维与沙宁主编：《对“发展社会”社会学的介绍》（H.Alavi and T.Ahanin,eds,“Introduction to the Sa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伦敦1982年版，第57－58页。
    [29] 同上，第53页。
    [30] 古尔本编：《后殖民社会的政权》（H,Goulbourne,ed,“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伦敦1979年版，第60页。
    [31] 同上，第44页
    [32] 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1991年北京版，第245页
    [33] 参阅：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纽约1966年版，第9－12页
    [34] 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政治变化与低度发展》，第8页。
    [35]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版，第93－94页。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