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指的是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予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以导向性作用的伦理体系。在此，讨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处境，问题的指向，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宣告传统伦理寄寓的封建社会崩解、它所发生效用的旧格局的突破或转型，因而它本身也就死亡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指向应当是，当传统伦理文化所揭契的道德基本价值、道德行为导向，在一种发生效用和赖以生长的旧的生态被破坏以后，它在一种新的道德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境况。如此，才能避免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入复述事实的死胡同，并起到在当代激活固有道德文化遗产的创化作用。

   生态分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氛围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权确为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生长条件所望尘莫及。

   就后一方面――伦理社会功能冗杂，体现的道德生态失衡而言，则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结果。

   在封建传统中国，伦理道德独得经济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养，发育成与苗回幼苗状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完全不同的参天大树，使其他社会意识只能受其庇荫而存活。哲学在类型学上表现的伦理化特质，美学实质上体现出的融景于心，文学充斥的道德说教，史学着意的臧否人物．都体现出“伦理即意识形态”的单一凸出开展，已到了实质上消解本当独立存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伦理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担负起本不属自己的额外功能负担，以致自己作为社会意识的真实独立性和内涵伸延机会都给断送了。而伦理规范的调节功效，则广延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调节复杂关系的单一规则。与自然亲合的伦理主张、全面规定社会生活状态的道德戒条、导人向内（“反求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迁与替演的各种社会外在条件）的道德省思与行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发挥的象征或结果。但是，伦理道德负载的功能杂多，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当然的主体功能的发挥――伦理道德应主要着眼于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发展起一种提升或推进作用，这点在传统伦理文化愈近现代愈隐而不彰。而当伦理道德独占了所有“环境资源”：占尽经济营养和政治权威之“土壤”、吸纳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独享一切人赞誉与信从权威地位的“阳光”，它也就因讹诈性地利用生态资源，断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环境。

   在封建传统社会范畴内评价，由于传统伦理文化整体上与封建传统社会要素相互作用，才构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机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用发挥的顺畅性，不会受到置疑。伦理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态环境下发生根本性危机（固有社会结构的解构或某一生态要素如经济构成产生彻底变化）的情况下，从容维持。因此，在固有生态机制内去礼赞或抨击传统伦理文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传统伦理文化生态机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而将传统伦理体系抛入“挑战――回应”的崭新环境之中时，那么，去观察它在新环境中的处境并合理预测它的出路，则不单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建构新的伦理生态机制所必须的。

   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的自我破坏―一即传统伦理道德护本（“良心”）与开新（建构适应后期封建社会所需的早期市民社会伦理规范）能力的同时丧失，使它已面临前景堪忧的命运。而来自外部生存环境的第一波打击――社会政治革命，则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依托，面临一个重寻政治制度支持的环境再造任务。来自外部迥异观念架构与生存环境的西方伦理的输入，作为第二波打击，则使它失去了单一理念认同对象和单一文明道德自认的观念环境，面临一个重建信念支持机制的沉重负担。 而给传统伦理文化生态环境以彻底破坏，以致于在传统伦理文化范围内的重建无法寄望的，是足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第三波打击――市场经济的兴起。如果说在前两波打击下传统伦理还可以勉力应付，那么现在它已显出力不能支的迹象。因为政治革命与固有伦理并不在同一层面冲突．传统伦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觅得余地的机会；而西方输八伦理至多显示出传统伦理的类型差异，甚至可以从侧面或反面支持伦理中心主义思维。但市场经济因其自身的特点，营造出的将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不同的新伦理生长机制。

   结构变换：传统伦理文化的时代洗礼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成系统而又无法力传统伦理文化兼纳的社会运行方式。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文化结果，就是伦理道德固有结构的崩溃和开放的、世界的、现代的伦理道德新结构的诞生。这使传统伦理文化必须接受时代的洗礼。

   市场经济井不单纯只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就这一结构运行的经济结果来讲，一方面，它带给人类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整合到经济运转的大轮盘中，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砝码；而一切社会要素对社会的作用大小却又仅仅只能依赖它们去猜忖不断旋转的市场这个骰子滚动的结果。巨大的风险与巨大的收益完全成为一个正比关系。就这一结构运行的政治结果来说，它不仅使传统政治的集权式结构彻底瓦解，而且斩断了将其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政治之手，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同时，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个人、各个集团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个人与集团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必然将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利益协调指挥棒下，走向以协商、沟通、谈判以解决政治冲突的境地。这样，就使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两种结果，已经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结构。自然经济的可控性、慢节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传统政治的集权性、奴化性、随意性，与市场经济的非控性、快节奏、开放性，高效率，现代政治的分权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对。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正是结构的迥然不同。这种相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有各自完全区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在本文讨论的传统伦理文化处境的视界中，正意味着判然有别的两类伦理文化类型，已各据其经济――社会理由，相峙而立。

   市场经济为现代伦理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首先，它完全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改变成一个公开配置的关系。市场经济设定，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带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倾向。对这种利己性．既因它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予以肯定，同时又因它的恶性膨胀会造成经济效益最优化的丧失，因此，必须子以疏导。这种疏导当然不由政治家进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达成私下交易来解决，这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将这种配置公开化。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堕为交易伦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积极的方面，它会使人觉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撑条件，从而产生真正认知道德的伦理觉醒。其次，市场经济的自身的运作特性，重塑起与传统伦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对物，由于市场经济显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优化的特性，使入的贪砍在膨胀中满足的同时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与自然的真正亲和关系得以建立（不是单纯以自然为寄托情怀的对象），生态伦理观念的成长无疑表征了人的伦理精神的健全趋向。对入，因为市场经济的当代发展愈来愈重视和倚重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观念得以获得最广泛的认同。竞争．既促人向上又增进和谐；普遍的市场交易，既满足各区域人员的物的需求，又促进人际的普遍交往，增长人的相互敬重感；价格机制，既体现个人目前劳动水平的高低，又椎动人努力奋斗以提高个人发展程度，并获得更大报偿。入之成为一个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质生活基础上趋向崇高的、真实的、大写的人，已具备现实可能性。对社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经济民主要求，使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进不进入、以什么进入、如何进入、又怎样退出市场，完全是人对市场自由选择）与政治运作的民主性（选择谁当政、监督与奖惩各级各类官员等都有最广泛的“社会”性）相结合，造成一个由社会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社会广泛争议热潮，从经济伦理到政治伦理成为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后．市场经济将一切人纳入市场作连续运动，成败殊为不定、竞争含有不公、价格机制容有缺失。基于对市场成功的自觉期望，便促使人们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伦理道德问题，形成兼容各种伦理观念的开放性伦理批判思维；更促使人们在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驱动中，形成行为道德选择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热与冲动，“以理性战胜巫魅”（韦伯语），造就一个行为道德化的真实和谐世界。

   市场经济构造出的伦理文化生态环境是崭新的、它挟带其经济威力亦迅速推广普及，从而造成传统伦理文化机制的闷覆。传统伦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经济与集权政治已经“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够的伦理滋养；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水源”――汲干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场经济推动的学科专门化、分工精细化、功能独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义支撑的伦理中心主义格局中，伦理独享人的全部礼赞的命运也彻底改变：承受批判与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既承受着思想批判的压力，更承受着社会拒斥的压力。“良心”论经历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种先天善性之心，无所待而立、无所依而在、无所见而能，构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内圣外王”之心，层层推进，逐渐外化，成为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最后根据。但是，市场经济发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测，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条件自掀面纱而出。人们意识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为绝对无待的崇高规范约制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推动人全面发展自我的各种动力的汇集之代称。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你有没有良心的判断，就不是一个“呈现”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设准的问题，你能在市场中不以欺诈而获益、不以虚伪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发达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这是一种与传统伦理文化中对“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规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这是一种可把握的现代规定。

   同时，传统伦理文化中约制人与己、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规范，也历史地改写。在“父慈子孝”基础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种男权行使规则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仪轨。在传统的范围内，当伦理理念中带有对等性的父子、君臣关系被移入现实行为而变成父对子、君对臣的约束性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条件的政治忠诚这一畸型的政治伦理便自然形成。市场经济以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与相应的人生权力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个政治启蒙口号而成为社会的现实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权利感的萌生与茁壮成长，人们只是在普遍的对等交往中向对方献出忠诚。忠诚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于是，“批评的忠诚”成为取代“绝对的忠诚”的一种崭新政治行为道德。与此相关，在“夫妇有别”观念导引下的“贞节”道德，在传统道德范畴内由对妇女顺从道德的赞美，走向对妇女一味屈从的歌颂，造就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以理杀人”的畸型的女性行为伦理。市场经济则将每个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会经济机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本身便成为解放妇女的直接动力，平等人权、平等参与、平等报酬的经济驱动与政治争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从屈从走向自立、自尊、自强。

   再则，传统伦理文化约束人对道德――利益关系作钩连思考，而导引人步入纯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为一种具支配性影响的行为基本道德，也遭翻转。那种不求经济独立，不问政治遭际，忽略社会现实，而只求精神满足、只问道德自足的纯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造就的经济独立、政治参与、重视评价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战中，回应乏力。“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成为众所认同的道德――生活钩连模式。

   归纳起来：传统伦理文化的由“内圣”，即由道德心性修养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禄的进路，已改变而成为人生发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架构．亦被改变为“入一道德”互动的简明结构。传统伦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它也就失去了与现实社会互动而发展自己的可能，变成新社会伦理据以显示自身合理性的对照物。

   创化开斩：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传统伦理文化遭遇市场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危机和结构性崩溃的大变局。但是，这既不意味着它的生长因子彻底坏死，也不意味着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当代社会再发挥作用的机会彻底丧失。市场经济诚然带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类型的崭新结构，在这个外生型结构势必取代内缘原生型结构的情形中，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再次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国血，脑内思考的是中国事，行为中的进路受着固有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也就必不可免地要获得它影响当代人的时机与场所。完全截断历史的不可能注定了传统彻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谓“传统是新信仰和行动范型的出发点”，“传统为合理反思积累了经验”，便以此立论（参见希尔斯：l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第270页），现代解释学谓“我们有不理解传统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们有宣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为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１988年版，第五章）。

   因此，传统伦理文化的再激活就成了一个不无意义的学术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些带盲国民族自尊的全面复兴之论，意义极为有限；那些以传统与现实的折衷为过去伦理文化光复地盘的论道，功效极为微渺。对此富有意义的解答，只有下列两类：第一，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第二，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创造转化论。

   现代新儒家看到了传统伦理文化的“花果飘零”，感悟着民主与科学挑战下传统伦理回应的乏力，痛惜固有道德遗产的被遗弃。他们在承认中国人缺不了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的大前提下，又认为“新外王”必须“老内圣”才有扎根于中国广袤沃土的可能。因为他们认定西方的民主科学是根据哲学的二元世界论，政治的激烈争斗与控制论，经济满足的个人利益论建构的，这已带给西方社会不平衡与社会失控的负效应。因此，倘若把民主科学安放在中国的道德良心根基上，把社会利益纷争化解于传统伦理的中庸和谐中，这样“摄西方之智以归仁”而“转传统之仁以成智”地将道德良心与社会认知结合，就可以借返道德理想主义之“本”开出民主科学之“新”。现代新儒家的传统伦理致思，创获甚多。但是，民主科学之依于自由法治，之赖市场经济举托，已为众所认同，它不来源于道德理想主义，也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旧宿。民主科学推动道德脱出封建“魔掌”，将其从根救起，已为历史给予认定。倘若想以传统良心建现代民主，以孔颜乐处开现代科学，就只能流为一种伦理智力游戏。现代新儒家开新诚可赞，但返本需商榷。

   现代自由主义者（以倡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早最力的林硫生为代表）则看到了传统伦理经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的冲击而断裂的事实，一方面他们深感民主科学对中国之不可缺，另一方面又确信在传统之中和在传统之外均难以寻求中国走向民主科学之路。因此，他们寻觅良久，发现唯有以西方民主科学及自由法洽为座标，以中国固有伦理文化遗产为加工材料，重新描绘现代道樱蓝图。但是，这一立场尽管正确，但很大程度上仍流于一种指明精神方向的运思。现代自由主义者方向虽明，但贡献有限。创造转化（略称“创化”）亦仅着意传统命运，未及分辨开新走向。

   现代新儒家返本有余开新不足，现代自由主义者导向明确论述模糊，如果将二者的思路一同纳入市场经济发展轨道，理论上综合力创化――开新，即手段与目的的结合，实践上统一为市场经济自身要求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服务，那么，传统伦理文化结构虽然瓦解，但某些道德基本理念和行为取向焕发活力则是可能的。

   这是传统伦理文化再生的唯一出路。现实地获得这一再生，即保证以传统伦理的创造转化开辟新的伦理体系，则需要抓住两个支点、三个环节。

   两个支点是：第一，传统伦理文化的创化开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这种创化开新，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俗的权利基础上的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因此，它是以现代伦理为主兼纳传统伦理理念。第二，传统伦理文化的创化开新，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既谓之创化，就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既谓之开新，就是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三个环节是指传统伦理文化具体的、直接的改造要做的三件相互联系的工作。第一，市场经济既认经济人为自利人，但市场的正常运转又需要人际配合，各利其利只能在精诚合作中才可以实现。因此，传统伦理的良心论，可以为培养“道德的经济人”，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入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入，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入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第二，市场经济既要求民主政治，也就要求个入对社会事务的忠诚心，要求个人成为遵纪守法、按游戏规则行为的合格公民。传统伦理的忠、贞可以为之襄助。只不过，这种忠，已成为在个人权益有充分保障情况下，对社会不公现象有合法批评保证的“批评性忠诚”；这种贞，也已成为在合理自我利益满足之后，对因眼花于社会巨大财富而膨胀起来的私欲的自我约制。从前者来说，市场经济反其连带的民主法制政治，是规定人“不能做什么”的社会游戏方式，它足以培植出守法的合格的人。然而，人类社会缺乏崇高就缺乏凝聚，缺乏和平，难以有促进发展的精神动力。但改铸的“忠”作为一种指向社会公义的伦理规范，可以帮助造就因道德而高尚的人，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以后者来讲，市场经济产出的巨大社会财富，极易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求。但现代经济学揭示出资源短缺与人的欲求之间有一条永远难以填平的鸿沟，倘若人的物欲失去控制，可想贪污腐化会如何泛滥。用法治控制物欲，当然是上策；但如果以道德培养，使人们廉洁自爱、贞节自守，那不啻予调整物欲在合理水平上增加了保障条件。而“孝”在亲情伦理上的现代功能发挥上，也多有论述，在此就不详加分析了。“孔颜乐处”、“正谊明道”一类行为道德，在解决物质条件相对不足情况下信持操守、坚定德性的问题时，亦可发挥与上述相近的现代功能。第三，市场经济促进人的普遍交往，交往促进人的理性成长，

   提高人思维的合理程度和行为的自控能力。但是，各种已有的思想资源，构成理性成长的观念基础。因为缺乏已有思维成果的多维影响，单纯依凭现实的刺激反应，思维常走向偏执。传统伦理文化积五千年哲人反思精华与社会筛选精荤，本身工蕴含了合理反思现实的各种思路和理智抉择的行为指南。将人己由“屈己从人”中拔出，翻转为人己双关平等互助；将义利由“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中拔出，改铸为义利相兼见利思义，这种辩证的道德智慧无疑可以为现代伦理致思和行为困局超迈，提供可以汲取的经验。

   两个支点相倚而立，三个环节相连而就，那么，传统伦理文化的再生，也就是一个值得论道和可以期望的话题。